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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则西网友代其更新微博:让其他患者少走弯路_钱柜娱乐

5月2日中午,魏则西的网友帮助其更新微博,称收到了几万条信息,感到震惊又悲伤。责任编辑:

根据卫计委官方统计,上半年出生人口与2015年同期相比上升了6.9个百分点,其中二孩出生占比超过40%。这一数据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昨天的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第四次人口与发展座谈会上透露的。  王培安在会上介绍,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平稳,生育状况与政策调整前的预判基本吻合。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生育状况,2013年二孩约占总出生人口的31%,2014年约为36%。按照这一数据,今年上半年的二孩比例略有上升。  2015年,全面两孩政策公布后,王培安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后几年出生人口总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最高年份的出生人口预计超过2000万人,这是政策调整的预期效应。  根据统计,2014年出生人口总量在1687万人,2015年为1655万人。王培安主编的《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预计,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将于2018年达到年出生2188.6万人的生育峰值。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学者王广州测算,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总量在9000万以内,其中40岁以上的育龄女性在4000万左右。从医学上讲,40岁以上的女性怀孕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  根据腾讯今年三月份的调查,约有31.4%人群有生育二孩的意愿,36.6%人群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在考虑中的占32%。  生育意愿与行为的研究显示,两者之间存在巨大落差。比如日本人的生育意愿约为2.1,实际生育率仅为1.3。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不少地区为了鼓励 民众生育二孩,采取了延长产假奖励假等办法。湖北宜昌更是发出了公职人员带头生育二孩的公开信。尽管如此,民意调查显示,很多人对于生育二孩仍然顾虑很 多。根据腾讯的调查,不想生二孩的,首要原因是时间精力不足,其次是经济不允许。  对此,曾有多位人口学者、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议,各级政府和卫计部门应迅速制定有利于再生育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政策,让全面两孩政策真正落在实处。  昨日王培安称,目前不少群众对生养二孩存在后顾之忧,主要是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高、孩子无人照看、职业发展可能受到影响。今年以来,国家卫生计生委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假制度,加强妇幼健康计划生育服务,推进母婴设施建设和婴幼儿托育服务。  他表示,下一步,将推进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税收、住房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相衔接,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责任编辑:

学校宿舍内与室友发生纠纷,遭对方持刀捅伤后不治;警方初步认定行凶室友涉嫌故意伤害  新京报讯 (记者 韩雪枫 实习生 冷苑歌)新京报记者近日从昆明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获悉,警方经过详细调查后初步认定,刺死同学的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大一学生马玉清(化名)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6月13日18时左右,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J325宿舍内,马玉清用折叠刀将室友彭威(化名)捅伤,彭威送医后不治身亡。津桥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已向家属进行了赔偿,但拒绝透露具体数额。  昆明警方告诉新京报记者,嫌疑人与死者都是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大一学生。根据警方调查,事发前彭威正在宿舍内唱歌,马玉清认为彭威唱歌的声音打扰到了自己,于是对彭威进行了辱骂。  当时宿舍内还有其他3个学生在场,他们在接受警方询问时表示,遭辱骂后,彭威抄起身边的凳子,向马玉清砸去。随后,马玉清拿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将彭威捅伤。  彭威受伤后,马玉清和其他3名室友紧急将彭威送到了学校医务室,后彭威被120送往医院,经抢救后不治身亡。在学校医务室,马玉清被接警后赶来的警察控制。  在接受警方讯问时,马玉清表示,作案工具水果刀是自己平时用来切水果的,自己没有杀死彭威的预谋。经警方鉴定,该刃长6厘米多的折叠刀。  死者室友称,宿舍内气氛比较融洽,平时并没有感觉两人之间有太大的矛盾。  警方表示,目前案件的初步定性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另据记者了解,嫌疑人家属没有申请精神鉴定。  认识马玉清和彭威的学生透露,马玉清和彭威都是农村出身,家庭条件一般。马玉清是青海贵德县人,家中独子。彭威是云南省鹤庆县人,家中还有一个上中学的弟弟。  去年,马玉清以340分左右的成绩考入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四个多月前,马玉清交了女朋友。“他对未来挺有期望的,没想到这么冲动。”上述学生说。“彭威为人比较大大咧咧,好面子,但大学里没听说他动过手。”  有接近校方的人士表示,学校已与家属达成赔偿协议。6月20日下午,在津桥学院校长办公室,该院校长赵光洲向新京报记者证实,学校已向家属进行了赔偿,但他拒绝透露具体数额。  新京报记者多次拨打死者叔叔、表哥的电话,皆无人接听。责任编辑:

原标题:最高法:“小区开放”还待立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近日发布,其中关于“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的规定,以及“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等意见引发热议。在昨天最高法举行的发布会上,最高法有关负责人对这一热点做出回应,称这一意见属于党和国家政策的层面,涉及包括业主在内的有关主体的权益保障问题,还有一个通过立法实现法治化的过程。□热点回应    昨天,最高法召开发布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共22个条文,重点内容包括:关于不动产登记与物权确认或基础关系争议;关于预告登记的效力;关于特殊动产转让中的“善意第三人”;关于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的范围;关于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司法保护;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六个方面。  发布会记者提问环节上,有记者提问称:“将小区开放,是否违背物权法的原则?”  对此,最高法民一庭庭长程新文表示,封闭住宅小区是农耕时代的产物,现在已经处于21世纪工业化、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新时代,推进现代化城市建设需要有新的理念和探索。“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有关资源效益的最大化,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与时俱进的城市发展理念,符合当今世界的潮流和发展趋势,对于推进城市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程新文表示,作为司法机关,对由此可能涉及的相关主体的权益的影响、协调和保护,法院将加强调研、及时研判,并进一步加强对下指导力度,积极协调有关方面妥善处理好相关的纠纷。   “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表示,近期他也关注到了“开放小区”的相关新闻,他认为这并非是要将小区对外开放,而是实现小区内道路公共化。  王卫国称,他仔细研读了有关意见,发现其内容主旨并非要将居民区对外开放,并非是指所有人都能随便出入。王卫国举例称,比如根据需要,小区需要开放南北通行的道路,使其公共化,根据中央的意见就是将小区一分为二,使这条南北通行的道路成为“公共马路”,而小区自然会被分割为两个小区,而两个小区与这条横穿的南北马路之间仍然会有栅栏等围挡。   王卫国表示,小区道路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属于市政道路的,从产权来讲属于小区业主,按照物权法的规定,住宅小区的土地使用权是属于小区内部业主共有,这些道路不只有通行功能,还有小区业主停车等其他很多功能。  王卫国表示,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如果政府因公共利益需求,可以向小区业主进行强制性征地,从目前来看,政府所考虑的公共利益就是缓解拥堵,这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  王卫国称,这其中涉及到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包括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出让土地使用权。通常情况下,开发商在向政府购地时都缴纳了土地使用金,这部分金额最终转嫁到了购房者身上。因此,政府强制收回土地时还需要论证并进行补偿。王卫国称,补偿包括退回土地使用权剩余年限的土地出让金、给小区居民带来不便的补偿、道路建设成本等。此外,由此给居民带来不便进行的补救措施,包括噪音、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也应考虑在内。   昨天,记者采访了一些开放式小区和封闭式小区业主以及居委会的相关人员。对于开放小区,有些居民认为开车在小区间穿行,有效避开了拥堵;也有很多人担心小区开放后,涉及业主权益的问题也会随之而来。  支持  穿行小区上班省半小时  通常情况下,导航地图标记的直线距离虽然只有几公里,但由于楼群、小区夹在其中,往往到达目的地要绕道而行,费时不说,还要忍耐堵车。对于将小区开放的话题,有不少市民持赞同意见,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可以穿梭开放式小区,不用绕远到达目的地。  家住新外大街23号院的宋先生就对开放式小区持赞同意见。宋先生每天开车上班都要通过北二环,如果不穿越小区间的道路的话,他要先穿过新外大街到达积水潭,然后向西前往二环辅路,在上、下班的早晚高峰期间,这条行车路径堵车严重,宋先生至少要耽误30分钟至45分钟。  相比之下,宋先生所在小区南边就是文慧园和志强园两个开放式社区,这两个社区与北二环辅路相接,宋先生从自己的小区南门出发,穿越这两个小区,不到15分钟的时间就能到达北二环辅路。“我们小区大部分人要去北二环的话,都走这个方向。”宋先生介绍,在早晚高峰时走主干路非常的拥堵,因此为了节省时间,他都选择穿越这两个开放式小区。  “小区的路相对比较宽阔,因为是小区,所以走这条路的车没有干路上的车辆多,所以不会那么多,而且是直线距离,很方便,不用绕路走。”  开放式小区能缓解拥堵  和宋先生一样,家住回龙观的范先生也认为,将小区开放是有必要的。范先生介绍,每天上班高峰开车出行,每次都要通过回龙观的北郊农场桥,然后走一段京藏辅路才能进入主干道,这段路程,范先生要花费将近1个小时,但是从行车距离上看,还不到5公里的路程。  “之前回龙观紧挨西三旗附近的几个小区都可以穿行,小区对外是开放的,那个时候,开车不到20分钟就能上京藏高速。”范先生介绍,后来小区将穿行的道路堵死了,车辆无法穿行,因此出行只能走主干路了。  范先生认为,现在回龙观的堵车非常严重,尤其是回龙观社区往进京主干路的连接段。“车多路少,原来很多小区的小路都被封死了,人口密集的回龙观社区居民出行只能靠北郊农场桥等几个主干路,所以开放小区,能缓解拥堵。”范先生称,单靠主次干路来疏导交通是远远不够的,正如人体不仅需要大动脉,还需要密布全身无数的毛细血管,才能保证正常机能的运转。  反对  业主固定车位经常被占  相比支持将小区开放的宋先生和范先生,家住文慧园的王女士则对小区开放有些担忧。  王女士所在的小区恰恰是开放式小区,因为产权和地形的复杂,文慧园内很多楼宇之间没有围挡,连接楼与楼的道路比较宽敞,附近居民出行都要相互穿越小区。  在文慧园居住了20多年的王女士介绍,自己家中有两辆车,由于小区的道路是开放式的,所以过往的车辆特别多,而且经常有人将车停在自家门前,占了自己的车位。“我们小区物业不收取停车费,小区居民停车问题基本是就近原则,找离自家门、窗近的空地停车。”  王女士介绍,自从她所居住的小区开放后,很多外部车辆便将车停到自家或者邻居的车位前。“小区附近有好多餐馆,停车基本就是用餐的人,到了午饭、晚饭的时间,几乎找不到停车位了,因为小区是开放性的,物业不管,但是小区居民的停车位就没有人保障了。”  为此,王女士家在自家常年停车的地方安装了一把地锁,每次将车开走前都将地锁锁上,等晚上回家时,再将地锁打开。“不仅我们家如此,附近很多居民都效仿,将车位上安装地锁,就怕被人占。”  担心业主安全没有保障  将小区道路公共化,建设开放性小区,作为霍营街道华龙苑北里居委会工作人员的王翠娟担心小区的安全问题无法保障。  王翠娟认为,目前封闭式的小区在管理上更为方便,一旦小区开放后,小区居民的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现在进出小区都需要门禁卡,车辆出行也需要出入证,即便是外来车辆,也需要领票进入小区,这样小区内的人员、车辆相对固定,都是小区居民,比较安全。”王翠娟担忧,一旦小区开放了,随便出入小区的人员增多,给一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王翠娟认为,政府应当出面为开放后的小区聘请一些安保的志愿者,或者建立一支安保队伍,平时维护小区的治安和秩序,这样业主的安全就能得到及时的保障了。  家住文慧园社区的王女士同样认为,自己的开放式社区没有安全保障可言。王女士称,出了家门就是“大马路”,很缺乏安全感,天黑后,甚至不敢一个人回家。“小区内很难看到保安,如果楼门口的门禁坏了,最后一道防盗底线就是家里的防盗门了。”王女士介绍,三四年前,小区的治安比较乱,经常有偷盗自行车的事情发生,后来地区民警加强了这一带的巡逻,治安环境才有所改善。  京华时报记者王晓飞责任编辑:

■上级司法机关决定将其负责办理的案件由下级司法机关办理,或者将下级司法机关负责办理的案件指定其他下级司法机关办理,是刑事诉讼指定管辖的重要情形。十八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高官超过百人,其中90%都是采用“指定管辖”办法。  ■指定管辖和异地审理有利于排除一些弊端和干扰,回避了官员在原任职地的人际影响,能够保证案件的依法查办和公正审理。  有媒体统计官方发布的消息显示,中纪委今年一季度已完成对11名省部级官员严重违纪问题的立案审查,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11名官员是:白恩培、梁滨、聂春玉、白云、秦玉海、隋凤富、杜善学、武长顺、陈川平、朱明国、王敏。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5年工作报告中一次性列举了28名省部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案件。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这28名高官的审判安排,将依法公开审判。据此,有媒体将2016年称为“审虎年”。  另据公开资料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已超过百人,其中90%都是采用“指定管辖”办法——被指定到了官员曾任职以外的地区提起公诉、审判。  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下,在侦查、起诉、审判省部级以上官员职务犯罪案件中,指定管辖很有必要,目前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这项制度的运用,总体形势良好,有效惩治了当前频发的省部级高官腐败案。   中纪委移送——最高检审查立案(或交办)——审查起诉——异地受审——秦城监狱服刑。十八大后,已经获刑的省部级高官,大致都经历了这样相同的被查办轨迹。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在河北廊坊受审,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山东烟台被提起公诉……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近年来,一大批省部级高官职务犯罪案件,由最高检直接立案侦查或交给省级检察院查办;侦查终结后,再依法指定地方检察机关起诉。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建伟表示,对于社会关注度高、案情复杂的腐败大要案,一般采取指定管辖、异地审理的方法。刑事诉讼法对指定管辖有明确的规定,最高检、最高法也都出台过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对指定管辖的适用。他说:“指定管辖一般会产生异地审理的后果,过去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使用较少;而在当前,指定管辖、异地审理是应对高官腐败案的一种很有效的司法模式。”  指定管辖适用于腐败案件始于2001年,辽宁省沈阳市“慕马大案”案发后,中纪委在当地办案屡屡受到阻挠和干扰,连续有司法人员因泄密而被追责。为了切断“关系网”,最高法指定江苏省和辽宁省的7个中级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之后,高官职务犯罪异地审判的模式逐渐明朗,如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在天津受审,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在重庆受审,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在河南受审等。  “指定管辖和异地审理有利于排除一些弊端和干扰,回避掉官员在原任职地的人际影响,能够保证案件的依法查办和公正审理,对司法公正具有积极作用。”张建伟说。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立案侦查或者组织、指挥、参与侦查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本院管辖的案件指定下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我们通常说的管辖权,指的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管辖。换言之,侦查管辖、起诉管辖通常是对应审判管辖确定的,但侦查管辖和起诉管辖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空间。”陈光中认为,从侦查属性上看,司法实践中奉行上命下从、一体化的办案模式,理论上最高检直接侦查或交办案件,再由“两高”指定地方司法机关起诉、审判,这些都没有问题,在法律上没有障碍。   “一般来说,在全国范围内影响重大的案件,最高检反贪总局会直接立案侦查,如周永康案、令计划案、苏荣案等。但是,反贪总局的办案力量毕竟有限,省部级以上官员的案件一旦多了,最高检就只能将侦查权下放指定给省级检察院管辖。”陈光中说。  对于省级检察院来说,在查办省部级官员职务犯罪案件时,往往会采取成立办案组的模式来完成办案任务。比如,最高检指定山东省检察院侦办季建业案,山东省检察院从烟台市检察院整建制抽调26名检察官组成了办案组;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案,就是由河南省检察院反贪局成立办案组来侦办的。  “对于检察机关来说,成立办案组也好,异地办案也好,都没有问题,因为检察工作本来就奉行一体化的机制和上命下从的领导关系。成立办案组的实质,就是集中优秀的办案资源突破大要案。”北京市密云区检察院检察长张京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对此,张建伟也有同感。司法实践中,省部级高官的案情往往重大、复杂,仅依靠一两个侦查员的力量,难以完成查明犯罪事实这样一个重任。而成立专门的办案组,可以集中或者抽调各类侦查人才,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进而达到顺利侦破案件的目的。  省级检察院侦查终结案件后,最高检再依法指定该省的某地市级检察院向同级的中级法院提起公诉。例如,季建业案侦查终结后由烟台市检察院向烟台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郭有明案侦查终结后被移送至南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也有一些省部级官员案件,在最高检反贪总局直接立案侦查终结后,再交由地方检察机关起诉。对此,张建伟认为,此种做法也较为合适,符合中国国情,“如果由最高检直接提起公诉,案件一审就会由最高法审理。被告人的上诉就成了问题,交由地方司法机关审理,从司法程序上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有时候,侦查管辖和审判管辖也可以不一致。”陈光中举例说,陈良宇案由吉林省检察院侦查,后来指定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审判;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案,由最高检抽调吉林省检察院反渎局侦查,再依法指定给福建省福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办理职务犯罪大要案,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侦查管辖可以有灵活性”。   “指定管辖是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按照法律规定,最高法和最高检对指定管辖都有决定权。”陈光中说,无论是最高检直接立案侦查,还是交由省级院查办,指定地方检察机关起诉,不能一概而论好与坏,指定管辖的价值目标有两点,“一是追求司法公正,二是考虑司法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周永康曾经的四位“下属”皆在湖北受审:蒋洁敏在仙桃受审、李春城在咸宁受审、郭永祥在宜昌受审、王永春在襄阳受审;周永康本人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李东生、冀文林却在天津被起诉。  司法实践中,最高检会把案件指定给哪些地方检察院办理?指定管辖的选择标准又是什么?  “具体指定哪个地方司法机关管辖,最高司法机关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有办案能力水平、司法环境好坏、司法经验是否丰富、换押时的交通便利条件等;对于最高法来说,还要考虑审判地法院的法庭场所等软硬件设施。”张建伟分析。  “北京市检察机关的办案能力在系统内公认比较强,北京又是中央国家机关所在地,因此,北京市检察机关办理的大要案数量一直位于全国前列,比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王素毅案、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案等。”有关人士透露。  另有公开报道称,在审判薄熙来前,济南市中级法院审理过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首都机场原总经理李培英等大要案,因此,济南市中级法院被称为“审判经验丰富”;而天津市检察机关在公诉周永康前,曾公诉过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等大要案,“公诉能力较强”。  “这里面还有一个地理因素,北京到天津的城际火车只需30分钟,济南到北京高铁也就一个多小时。判决后,无论是从天津还是济南,到秦城监狱距离并不远,交通较为便利,方便换押工作和官员服刑。”张建伟进一步分析。  在南方,基于节约司法成本、方便诉讼的角度考虑,一般距离较近的省份可能被指定办理邻近省份高官案件。例如,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案就由相邻的安徽省检察院侦查办理;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案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张建伟称,现实中,“打老虎”适用指定管辖,“拍苍蝇”未必就需要“异地审理”,采取何种司法模式,要视个案情况而定。    记者梳理诸多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发现,被指定管辖所在地的检察院和法院,在承办这类案件时格外重视,多数案件均由副检察长出任第一公诉人,由法院副院长担任审判长;还有一些案件中,更是由检察长直接出庭支持公诉,中级法院院长任审判长,比如在审理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案时,就是由南阳市中级法院院长庞景玉担任审判长,南阳市检察院检察长薛长义出庭支持公诉的。  “由谁担任公诉人和审判长,不能光看领导层级的高低。在司法改革的当下,检察长、法院院长都要带头办案,检察机关有许多领导,就是从优秀公诉人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组织协调能力和驾驭庭审的能力都比较强,公诉经验、审判经验都比较丰富,善于处理突发情况和复杂局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无可厚非。”张建伟举例说,当年在审判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案时,站在公诉席上的是有“首都第一公诉人”美誉的方工,审判长就是后来担任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的慕平(已退休),这两位是当时北京政法界的“精英”。  “公诉是中国检察机关核心的标志性职能,公诉人无论是出庭公诉还是行使法律监督职责都是代表国家进行的。”陈光中相信,随着检察机关承担的办案任务越来越繁重,职务犯罪案件的公诉工作也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培养更多的优秀公诉人才骨干是长远大计”。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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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2-18 04: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