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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长春新区_钱柜娱乐

原标题:国务院  国函〔2016〕31号  吉林省人民政府:  你省关于申请设立长春新区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设立长春新区。长春新区范围包括长春市朝阳区、宽城区、二道区、九台区的部分区域,规划面积约499平方公里。长春新区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坚实、创新氛围浓厚、开放条件优越、承载能力较强。要把建设好长春新区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新一轮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举措,为促进吉林省经济发展和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二、长春新区建设,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形成特色新兴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积极推动产城融合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努力把长春新区建设成为创新经济发展示范区、新一轮东北振兴的重要引擎、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的重要平台、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  三、吉林省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分工,完善工作机制,加大支持力度,积极探索与现行体制协调、联动、高效的新区管理方式,扎实稳妥推进长春新区建设发展。要认真做好长春新区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工作,规划建设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水资源综合规划等相关专项规划的要求。要推动新区探索实施“多规合一”,着力优化空间布局。涉及的重要政策和重大建设项目要按规定程序报批。  四、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加强对长春新区建设发展的指导,在有关规划编制、政策实施、项目安排、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帮助解决长春新区建设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建设好长春新区,对于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新一轮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深化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统一思想,密切合作,勇于创新,扎实工作,共同推进长春新区持续健康发展。  国务院  2016年2月3日  (此件公开发布)责任编辑:

原标题:逼婚父母们的爱与怕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陈薇  “小时候,我觉得父亲英明神武,永远年轻。但我长大了,发现他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包容性。我告诉他,一位朋友是同性恋。他特别激烈地说了一句,同性恋都是变态,就应该抓进监狱。”一位江西女孩孟章,开始意识到与父辈思想的代沟。  “有一次去喝喜酒,不知为什么被安排的那一桌上,都是生了女孩的,还都没有结婚。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女儿不结婚,家长没法见人,老觉得抬不起头。”北京阿姨张红,为了女儿的婚事奔走中。  一场“逼婚”与“反逼婚”的拉锯战,正在传统与现代的两代人之间展开。当大龄未婚青年群体增长,当婚姻自主取代家庭包办,当单亲、丁克等多种家庭不断涌现,这两代人之间,关于婚姻的碰撞愈加激烈。  2016年3月20日下午,北京中山公园东门筒子河边,乌压压地聚集着近两百位中老年家长们。这里是京城人气最旺的相亲角,每周四下午、周日下午定期开放。在北京,周六下午的玉渊潭公园、周日上午的天坛公园也有类似活动。  “1984年3月出生,身高175CM,留英七年,毕业于皇家音乐学院,可用英语教钢琴,曾开过多场独奏音乐会……”“1980年12月生,未婚,1.62,硕士学历,北京户口,有房、车……”子女基本情况或手写、或打印,被固定在一张张纸板上。家长们有的手举着、有的摆在地上,闲逛之间随意聊天,相中了便走到旁边仔细交流。  2007-2008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孙沛东曾在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做田野研究,去年重新开始做追踪研究。今年3月,她在相亲角遇到一位1974年出生的男孩说,父母要求当年底前必须结婚。还有一块广告牌白底黑字、言简意赅:两三个月内就结婚!  2016年2月,北京地铁东直门站内出现一幅“单身也可以很幸福”的反逼婚公益广告;2014年,婚恋网站百合网的外婆逼婚广告被抵制,澳大利亚墨尔本华文报纸《墨尔本日报》在头版刊出整版广告,一位中国妈妈以不逼婚为条件真心呼唤儿子回家过年……  这场中国式婚姻焦虑,究竟因何而起、如何而来?    米和菜都是双份,做一顿饭吃两天。四川女孩陆铭发现,爸妈的饮食原则是“一切从简”。偶尔她回家,想给他们做点好吃的,爸妈总是推辞,说太麻烦了,“随便炒点乱七八糟的吃吃就行”。  有一次,她真的生气了,父母为什么不能理解自己孝敬他们的好意?  “不要把吃看得那么重,反正吃进去都是屎。”妈妈这样回答,语气略有批评。  她的爸妈曾经有过一段艰苦的日子。小时候陆铭发高烧,家里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不得已去借了20块钱,看病就花了15块。从那之后,爸妈开始做小本生意。如今,他们帮别人送菜,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忙活,休息时只是睡觉。不打牌,不跳广场舞,全年无休。  对陆铭另一半的要求,爸妈不强求身高学历,强调的是“不要负债”,即家里不能有特别沉重的债务。经历过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日子,爸妈觉得,具备比较好的物质基础,才能让下一代少吃一些苦头。  江西女孩孟章的妈妈,则永远做不出适合两个人食量的饭菜。孟章觉得,4个人吃都够。吃不完的,每次都倒掉。妈妈一边愧疚,一边还是做更多饭菜,“因为小时候饿了,潜意识里总想着多做一点”。  她的舅舅坚决不吃霉豆腐——因为小时候吃太多了。  “近百年来,我们经历了三场大灾难。战乱,涉及到生命的威胁;三年自然灾害,是食品短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精神上的危机。”北京心之助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首席咨询师卢悦表示,“中国人被剥夺的这三种体验,造就了中国‘生存文化’,即一切只要能按步就班地活下去就行。”  在一部分50、60父母看来,爱情并不是让婚姻活下去的关键。只有柴米油盐、搭伴过日子才是最实际的;只有对方人品好、少来夫妻老来伴,才是最值得羡慕的。至于爱情,是奢侈品,却不是必需品。  于是,当憧憬爱情的年轻人在面对相亲对象时,如果以“没感觉”、“谈不来”为理由拒绝进一步发展,父母们通常会认为孩子不现实、理想化、还没有长大。在他们看来,这不足以成为子女拒绝走入婚姻的理由。  “我那时候就是先结婚再恋爱。”一位姓张的北京阿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张阿姨今年65岁,原籍河北,和当了兵的同乡丈夫来到北京定居。小女儿30岁了,医学硕士毕业,还没有结婚。  她和丈夫结婚时,不过是第三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这两家人隔着高速路,远远地相互看了看;一年半之后,丈夫到河北接兵,去她家里呆了20分钟。双方都觉得没什么大毛病,第三次见面便是丈夫回乡办了结婚。  直到小女儿出生后,她才确信自己与丈夫性格不合。她性格豪爽,大度泼辣;丈夫则谨小慎微,拖泥带水。2003年时,她借了七八家的钱,在回龙观买了一套房,总价36万。那时,丈夫很生气,责怪她折腾、败家,放着好好日子不过,非要去背上一身债。  去年,她将这套房卖出,一下挣了300万。旁人夸她有远见、有决断,丈夫却觉得丢了面子,不高兴。他反驳说,不卖那就不是钱。张阿姨生了气:“我要卖,我有;你要卖,你有吗?”  她不是没有想到离婚。然而,她担心在河北娘家抬不起头来,“如果春节前家里有个姑娘回来了,大年初一都不让她出门。有哥嫂或者弟媳的,妈妈在儿媳妇面前都没面子。为了不给父母找麻烦,只能忍嘛!”  “生存文化是和‘牺牲’、‘容忍’等关键词联系到一起的。出现问题了,解决方法就是忍,退让到不能再退也要忍,只能活下去,但无法解决活得更好的问题。”卢悦说。“为了父母而结婚,为了孩子而不离婚”,是上一辈人的生活准则之一。  如今,张阿姨已下定决心离婚,但她的思虑仍旧细致。离婚只能在小女儿结婚之后——为了避免女儿因父母离婚而被未来的婆家挑剔。周日下午,她去中山公园相亲角,为女儿寻找缘分。  2007年9月至2008年6月,在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孙沛东访问了43位父母,年龄均介于50到70岁之间,大部分为上海本地人,大都经历过十年浩劫和上山下乡运动。  “这一代父母,人生太局促、太不由自主了。”孙沛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代父母童年时物质贫乏,读书时上山下乡,回城后难题种种,结婚时计划生育,中年后下岗分流。他们的人生,被时代裹挟东奔西走,个人意愿和自主选择被压缩到一个狭窄的空间。  她对62宗访谈资料稍加分析,发现这个群体中很多人会率先下岗;之后难以再谋到一份足以保证自己和家庭成员体面生存的正当职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种种变动诚惶诚恐且难以应对。出于历史和自身的原因,他们最终难以从改革中受益,而成为发展中被甩出的包袱。  如果没有下放,他们不会过早下岗;而正是下岗,他们下放的负面影响才深远地显示出来。从下放到下岗,这一代人的命运更多地体现出人民共和国不幸历史的延续:他们过去的苦难正成为他们今日困窘的泉源。  孙沛东说,在社会转型与变迁过程中,知青一代这个群体内部的差异和分层很明显。在相亲角的知青一代属于这二者中的中间阶层。那些命运多舛、境遇不佳的同龄人的生活状况令这个群体对人生持有一种忧患意识。  “处在这个分层格局中的社会个体,业已成为城市中产阶层的知青一代父母曾经有过被耽误的学校教育、被耽误的社会生活,以及在社会转型中遭遇到的经济困窘,他们深知被耽误的后果,所以他们时刻警醒着生存的不易,试图力保自己的子女千万不能被耽误。”  他们几乎没有完整的、自我的人生。他们忙忙碌碌一辈子,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与瘫痪在床的老人。他们可能不会上网,不看美剧,更不会旅行。除了广场舞、下象棋、合唱一类,他们没有什么兴趣爱好,自觉已落后于这个时代,贫乏而局促。  知乎上一位名为苏耷水的网友是这样回答的:“精神追求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奢侈的事情,甚至是不道德的事情。他们唯一被社会认可的行为,就是毫不顾忌自己想法的为家庭付出一切。这付出包括养活家人,敬养父母,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帮助孩子成家立业。”  “面对‘我’是谁?我想要怎样的人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个人的价值’等等这些问题,从计划经济走来,身处市场转型时期的知青一代父母,有难言的困惑。”孙沛东说。受制于受教育程度、人生经历和当年的社会经济地位,一部分40后、50后父母对此至今缺乏清晰地考量。    “‘逼婚’”这个词语的出现,其实是年轻人个体自主性增强的表现。父母只是唠叨,并没有真正把你绑起来,送到谁家里去。年轻人占强势一方,父母其实很弱势,只能敲边鼓、摆个摊,做劝说、服务性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吴小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事实上,当代中国人的婚姻观一直以来可以大致归纳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情感主义模式,另一种是“门当户对”、搭帮过日子的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婚姻标准和目标并非一致,而且由于侧重点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或截然分离的。  在吴小英看来,对个体性、情感和自主空间的强调,以及平等意识的增强,是中国转型社会家庭观念变迁的两个主要特点。在这个充满风险和压力却又崇尚个体和多元化生存方式的时代,结婚与否不再是人生应有之义,而是代表了个体对于自身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成为一个需要追问、思考、权衡和选择的个体化过程。  但是,中国的家庭关系又与西方现代化国家有很大不同。在西方,由夫妻及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通常以夫妻为主轴,有明确边界,与双方父母保持距离,内部私密性得到很大保障。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两位男性组成的父子轴才是核心,亲子关系尤为重要,婚姻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人的“私事”。  “在中国,核心家庭的边界现在慢慢清晰了,老一代的地位明显下降;但是,中国始终没有形成特别好的夫妻轴趋势,亲子这根一点没减弱。”吴小英说。  上海男生李小强觉得,自己完全被父母当成私人财产。他36岁,身形略胖,毕业于清华大学,在北京从事教育创业,因父母持续逼婚而烦恼不已。父母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再怎么大,还是我的孩子。”  “他们不知道人和人是有界限的,人是有隐私的。”李小强说。读书时,妈妈会趁他不在家时翻书包,找到通讯录,然后轮番打电话给老师、同学了解儿子在学校的情况。如今,电话对象换成了同事、朋友和老板。  第一次婚姻还没结束时,妈妈还会给前妻的父母打电话,侧面了解他的动态。电话几乎每天一个,其中一个问题是:“你们家晚饭吃了什么?”  现在,他已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工作繁忙。妈妈通常是这样联系他的:先给他发个邮件,他刚看到准备回。立刻,短信来了。他回复一半时,电话又响了,是妈妈,“你收到短信了吗?妈妈给你发邮件了。”  确认没什么急事后,他说自己在忙,晚上再聊。到了晚上,妈妈会抱怨:“你不爱妈妈”。  他几乎肯定,如果结婚后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她是会趴在门上偷听的。  湖北女孩杨依依,在父母是否能够理解“婚姻是个人私事”这件事上,完全不抱指望。个体、隐私、界限这些名词,她的妈妈基本不懂。有一次,她们在商场试衣服。在试衣间里,她脱得精光时,妈妈却不打招呼随便撩起帘子进来了。  让杨依依愠怒的是,试衣间的门正对着收银台,一位女性服务员完全看见了自己。她责怪妈妈至少告诉一声,妈妈却不以为意:“反正都是女的,怕什么!”  李小强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形容为“allopatric speciation”,即在生物学上,同一个物种的两个亚群体,在地理上孤立而产生的分歧偏离太远,以致出现隔离,将会形成两个新的物种。他想说的是,当和父母生活在不同城市后,因地缘与精神上的隔绝,两代人在精神上的基因已经不再流动,已经不是同一个“物种”了。  “(父母)那一代人更加可悲的是,他们越是认为自己做的好,子女也就是我们这代人接受的教育越优秀、越崇尚个人价值的实现,也就越不认可他们那老一代人的价值观,思想隔阂也就越大。这很像地主家的少爷被望子成龙的地主老爸送去西洋留学,少爷接受的教育越优秀越先进,也就越有可能与他当地主的父亲成为仇敌。”知乎网站上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长辈喜欢逼婚?”中,网友“苏耷水”的回答被点赞最多。  然而,父母们尽管意识到代沟,却仍然不能避免将子女的婚姻当成自己的责任。中国本来就是普婚文化,“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仍然是当今中国普遍的婚恋共识。  大部分50、60父母的观念中,隐含着一个预设:子女只有结婚并组建家庭才能获得幸福。婚姻是否成功,成为父母是否尽职、子女是否孝顺的重要标尺。因此,子女应当为父母考虑,父母则必须为子女操心。  一旦孩子大龄未婚,父母很容易生出对孩子的愧疚感、亏欠感。“有一种亏欠是觉得自己经济条件差、社会地位低,让子女在市场上处于劣势。还有父母是觉得自己管得太严,曾经禁止孩子早恋、禁止上大学时谈恋爱。第三种可能来源于孩子曾经有一个恋爱对象,但父母不满意而棒打鸳鸯,孩子很久不能走出这段情感。”孙沛东副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人的情感深处,有了太多这样的不分你我的连体之爱。术语称为‘群聚性自我’,”卢悦说,“在‘群聚性自我’的文化中,‘我’是不存在的。比如一个孩子的头上长着一块胎记,这个时候,亲友们可以肆意谈论这个胎记,而不用顾忌到这个孩子的自尊心,对他们来说,我们是一体,这是一种亲密,只有家里人才会这样真实和直接以及亲密到不顾你的尊严。”  在卢悦看来,过去几千年的中国,个体的力量从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像工蚁一样,在共生状态的中国人,是通过付出自我,获得价值的承认的。上一代的父母退休之后,价值感的丧失是个巨大问题。  “我还有用吗?我活着的价值在哪里?”他们的价值感,一定要有一个角色的附着,通过像工蚁一样源源不断地劳动才能获得。如果没有转向广场舞等其他兴趣,那么,只有获得另一种身份,如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或许可以重拾尊严。  然而,中国正在从“群聚性自我”的时代走向“分离个体化”的时代,也就是说,自我正从“共生”状态走向“个体化”的状态。父母的生命轨迹,已经无助于孩子们面对当下的生活;父母的生存逻辑,已无法帮助他们应对这个世界。当父母还在要求继续共生,但新的一代已经开始拒绝,这时大量的冲突就会发生。  中央国家机关央务鹊桥服务中心主任、心理咨询师张旸,见到过三十八九岁还没有谈过恋爱的会员,大多还和父母住在一起。曾有一位阿姨在他面前表示后悔,说自己管得太多了,以致于孩子独立生活能力差,不会和外人打交道。张旸劝这位阿姨早点放手,先从让孩子搬出去住开始。  阿姨回答:“你要是早跟我说十年,我肯定放了。现在孩子三十好几了,只能管到底了。”张旸更无奈:“你现在不放,十年前肯定更不放。”  在央务鹊桥组织的一个大型联谊会上,一位男孩引起了张旸的注意。男孩长得帅、个儿也高,好几个女孩有意结识。不料,过一会儿,男孩背后出来三位老太太。一个给扇扇子,一个给擦汗,一个给喝水。  张炀上前了解情况,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姥姥,还有一个是阿姨。  “实际上两代人都需要断奶。”吴小英说。年轻人需要自力更生、自己做决定;父母也要寻找自己的生活,不能再被紧紧捆绑在一起。    “我不太愿意结婚的一个很大因素,是不想要我父母那样相处的模式。”江西女孩孟章说。她今年26岁,考取了婚姻家庭咨询师资格证,4年前来到美国修读法律。她说自己的家庭看上去挺温馨,实际不是很开心。  孟章觉得,父母的生活状态、思想差距越来越大。爸爸什么家务都不干,把妈妈当成保姆使唤。只要一吵架,妈妈不给他洗衣服,爸爸就认怂。妈妈则是家庭妇女,不化妆不打扮,自卑到不交际不应酬、不愿参加聚会。  爸爸玩摄影,用苹果公司的itunes比她还熟悉。妈妈连微信都不会,忘记所有的网上密码。爸爸爱学习,会上网看公开课,从建筑、音乐到心理,书桌边的笔记本摞得高高的。问到妈妈爱看什么时,爸爸会嘲笑妈妈,“她就爱看什么总裁的情人,全是那些网上言情小说。”  “妈妈没有真正感觉到,爸爸其实没有从思想上尊重她。爸爸可能看不起妈妈现在这个阶段。”孟章说。让她感到惋惜的是,妈妈是为了家庭和孩子做出牺牲,心甘情愿放弃了前进的机会。  两人初相识时,情况正好相反。妈妈考上了大学,爸爸只是普通工人。外婆看不上爸爸,觉得他没什么前途,便把妈妈关在屋里,禁止两人见面。妈妈跳窗户,跑去见爸爸。  事实上,50、60年代父母的婚姻选择中,完全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是少数。大多数父母仍能实现小范围内的自由恋爱,甚至因上山下乡等历次运动,不乏“门不当户不对”、违抗父母之命的婚姻。  然而,尽管这一代父母因爱情结合,却缺乏爱的能力,不知道怎么在日常生活中继续营造平等、共赢的婚姻关系。子女耳濡目染,发现父母的婚姻模式不令人满意,对于婚姻本身及自己维系婚姻的能力有了犹豫、迟疑。  李小强的爸爸,信奉的是“棍棒下面出孝子”。小学二年级时,学校要举办速算比赛,爸爸每天在家里给他出一百道四则运算题,规定时限完成,必须全对。只要有一道题算错了,就再出一百道。  如果还错,爸爸就拿出缝衣针,用一只手的手指捏住中后部,露出半厘米左右的长度,然后用另一只手紧紧抓住他,用针狠狠扎上无数次。李小强去厕所将手上的血洗干净,哭着继续回来做下一个一百道题目,直到全对为止。  对此,妈妈无动于衷。有时候,妈妈指挥,爸爸动手。妈妈说,“你该教育教育你儿子了。”李小强便知劫数难逃,自己主动脱下裤子。打骂常在厕所里进行,用那种老式衣架。粗电线外面包着绝缘塑料皮,很细,打起来会陷进肉里去,抽出一条条的红印。  “老一代的父母不习惯表达爱,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他们以为暴力才能让孩子们记住。”李小强说。  在湖北女孩杨依依看来,自己的父母属于应该离婚却凑合着过的那一类。两人本就性格不和,又不知道如何解决争端,在自己上大学后,两人渐渐连争吵都没了兴致,回避一切矛盾,进入冷处理、冷暴力状态。  比如,爸爸在外应酬,有时忘记告诉妈妈自己不回家吃饭。几次之后,妈妈的解决方案是,再也不理会爸爸,自己一个人吃饭。有时,爸爸准时下班回了家,却发现家里冷锅冷灶,连自己的那份饭菜都没有。  接下来,爸爸更少回家吃饭;妈妈也更有理由指责对方不顾家。双方渐行渐远。  有事情要告知时,杨依依必须各自发消息给两个人——即使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爸爸妈妈就连孩子的新闻也互不交流。积累下来的坏情绪需要疏解,爸爸时不时地大醉一场、妈妈时不时地大哭一场。然后,一切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杨依依有意识地控制自己不这样,但有时她会发现,自己似乎不能避免这种沟通无能。谈恋爱时,她也习惯性将负面情绪憋在心里、一个人生闷气,而对方往往一无所知。  “中国青年男女缺少爱的教育,不知道如何谈恋爱、如何交往、如何维护一段关系。”心理咨询师卢悦说,“一方面对坏的婚姻印象深刻,另一方面对好的婚姻又没有办法。”大龄未婚青年与父母的冲突,更加尖锐。  “真正的爱是什么?真正的爱是感受美的能力,是一种感受美好事物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对自然的四季、内心的风景和生活的本来面目的爱。 真正的爱的能力是一种稀缺资源, 包括知青一代在内的很多人比较缺乏。”孙沛东副教授说。    有一次,一个省级卫视播出的电视剧中,出现了女孩未婚先孕的情节。画面中,妈妈陪着女儿去医院流产。在病房外的走廊,这位妈妈抹着眼泪、唉声叹气的。正在看电视的万玲阿姨,突然调转头对自己的女儿说:“如果你这样,我支持你生下来。”  万玲是湖南人,出生于1958年。独生女34岁,还没有结婚,成为一块心病。如今,她告诉女儿的是:哪怕没有感情,也可以随便找个男人先结婚,生个孩子,再离婚,“孩子交给我来带,不用你操心。”  “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不离婚当然最好。如果找不到,有个孩子更重要。”万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老公曾经不忠,她对男性已心灰意冷。婚姻对她的意义,在于一个合法途径取得的孩子。她逼婚,其实是逼娃。  在中国,未婚生育是违反计划生育法的。除了要缴纳高额的社会抚养费,还可能面临不能上户口的难题。在社会上,未婚妈妈仍然被歧视。但是,一个结婚证却可以解决这一切。这也是万阿姨最后的退路、没有办法的办法。  女儿不同意,这样对他人、对孩子都不负责任:“那我去精子库找一个,不也可以吗?”  让女儿惊讶的是,妈妈没有发火。万阿姨考虑了两天,告诉女儿说还是不行,“至少要让孩子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这让女儿明白,妈妈在认真考虑这个办法的可行性,她提出的随便结婚、生娃再离的办法,不是心血来潮。  “我身边就没有没孩子的。实在生不出的,至少也会找亲戚、朋友抱(养)一个。说句不好听的,没有孩子,住养老院也没人看,自己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谁会替你收尸?”万阿姨心有戚戚。  她看新闻,常有孤寡老人死在家中、被发现时已是累累白骨的消息。她学会用微信,将链接发给女儿,以示警醒。她家住一楼,窗外便是小区道路,人来人往,这让她感到安慰:“以后动不了,我站在这窗户口,找人帮我买两个馒头,总会有人应的。”  对未来养老的恐惧,几乎是她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特征。“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的允诺,已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消失。原先国家托底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甩向市场,个体和家庭被迫接盘,“无论是父辈还是子代,转而回归家庭和私人关系,以寻求原先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所获得的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与确定性。”孙沛东副教授说。  2008年,万玲以国企全民所有制工人的身份退休,如今,每月退休金为2546元。她本来觉得还行,有从市属企业退休的朋友,还领不到1300块钱。但前几天,另一位朋友告诉她,这个三线地级市的养老院价格是每月3000元,她便有些不高兴,“不能生病,只够吃吃饭。”  养老,还是只能靠独生女儿。以后独生女儿靠谁?只能靠孩子。万玲坚信这一点。  当然,她的考虑还有不少。两人一起料理四位老人的后事,也比一个人对付两个人强。再过几年就60了,要趁自己身体还好,帮忙把小孩拉扯大。老公是位处级干部,刚刚退休,眼看着人情越来越淡,女儿再不结婚,这么多年送出去的礼金都收不回……  “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分化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老龄化社会、独生子女政策等因素,加上政府社会保障的整体不足,这让在中国现有制度下,老百姓认为靠国家制度不能带来完全的安全感。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风险是依靠正式制度、同事朋友关系不能解决的,只能靠强有力的家庭关系来解决。这才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吴小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中国,家庭能够承担很多职责:个体收入不稳定、通货膨胀的生存压力、住房医疗、赡养老人、看护医疗等等。这让家庭本身成为风险社会中个体寻求安全感的最终堡垒和依托,婚姻由此从个人的情感归宿变成过日子的支撑单位。  简单来说,很多中国人尤其是长辈觉得成个家更安全。如万玲一般的中老年女性,极力促成子女的婚姻。  他们害怕自己老无所依,害怕子女孤苦伶仃。“‘怕’已成为他们人生字典上的一个关键字,成为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和时刻长鸣的警钟,并且自然而然地转嫁到下一代身上。”在专著《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中,孙沛东这样写道。  在吴小英看来,转型期中国式婚姻焦虑的核心问题,还在于人们对婚姻动态性所导致的脆弱性认识不足,因而希望通过精心选择,一劳永逸地找到所谓靠谱婚姻的企图。婚姻的脆弱,一方面是家庭观念中个体主义的上扬,其次是中国特色的家庭制度的“无厘头”。  她举了一个例子,最近2个月来,有媒体报道上海市因为买房引起的“假离婚”现象明显增多。上海市实施最严楼市新政后,将非户籍人群的限购条件,从缴税2年而且已婚收紧到缴税5年而且已婚。  这些假离婚的人,可以避开限购之外,还能够买房避税,享受首套房的低首付政策。  “政府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家庭视角一定程度的缺失、或者说在家庭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一以贯之的逻辑,使得婚姻的外部环境和支持系统缺乏可持续性,不少政策甚至是以对婚姻和家庭的伤害和破坏为前提和结果,这进一步加剧了婚姻家庭在这个时代的脆弱性。”吴小英说。  然而,尽管婚姻本身风险和脆弱性日益增大,但是,似乎只有婚姻,是长辈们对抗人生不安的唯一方式。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孟章、李小强、杨依依、万玲为化名)责任编辑:

中新网北京4月18日电(吴涛) 今日起,新浪、百度、搜狐等20家网络直播平台正式实施主播实名认证,同时承诺不为18岁以下主播提供注册通道。  在此之前,文化部将斗鱼、YY等19家网络直播平台列入查处名单。种种迹象显示,网络直播监管越来越严格。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受此影响,网络直播违规成本将越来越大,靠涉黄涉暴等“激进”内容吸引用户的道路也越来越难走。  随着网络直播的发展,各种乱象频频出现。今年1月份,斗鱼还爆出“网络直播造人”事件,引起网友强烈关注。针对该行业存在的问题,近日,文化部公布,斗鱼、YY、熊猫TV等多家网络直播平台因涉嫌提供含宣扬淫秽、暴力、教唆犯罪等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被列入查处名单,处罚结果将及时公布。  这种环境下,日前,新浪、搜狐、优酷、百度等20家网络直播平台共同发布了《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对主播提出了实名认证等要求,今日开始正式实施;同时对现有主播未完成实名注册者,明年6月1日前完成实名认证。自律公约还承诺,网络直播视频保存不低于15天,不为18岁以下主播提供注册通道。  另,14日,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刘强介绍,将对违规网络直播平台和主播设立警示名单和黑名单制度。不过上述制度何时落地尚无官方消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对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透露,这个黑名单制度目前只是试点,暂时不会针对所有的直播平台。  “山雨欲来风满楼”,种种迹象显示,网络直播监管将收紧,不过仍有平台“顶风作案”。昨日,中新网发现,爱奇艺的“奇秀”内,有女主播衣着暴露直播舞蹈,动作极具挑逗性;《法制晚报》15日也报道,在斗鱼、龙珠等平台都看到了衣着暴露的女主播,也不乏观众留言挑逗,要求主播“脱掉衣服”等。  中新网梳理发现,目前网络直播平台所用的模式基本相同。以秀场直播为例:主播在房间内一边表演唱歌、跳舞等才艺,一边和网友互动,网友则可赠送“荧光棒”、“鼓掌”、“汽车”等各种虚拟礼物支持主播。这些虚拟礼物最终是靠充值人民币来获得。  虚拟礼物的价值,网络直播平台和主播按照一定比例分账,这种模式下,“网络直播能赚钱”几乎是行业公开的秘密。正因如此,近年来,网络直播成了众多企业模仿的对象。除了传统的9158、YY等,目前在线视频网站对该业务基本上都做了布局,甚至实行了单独品牌化运作,如爱奇艺的“奇秀”、优酷土豆的“来疯”等。  “来疯”相关负责人对中新网透露,目前网络直播主要有两种:竞技游戏直播和秀场直播,竞技游戏直播基本上不赚钱,而秀场直播则利润丰厚。  受此次监管的影响,网络直播平台和主播会不会受到影响呢?艾瑞咨询分析师郭成杰接受中新网采访时候表示,整体来看,网络主播收入受到的影响不大,因为毕竟违规者是少数;个体来看,网络主播违规的成本越来越大,“靠打色情、暴力等擦边球的‘激进’内容吸引用户的道路越来越难走。未来有潜力的主播或将走向专业化。”  对平台来讲,熊猫TV表示,对于文化部的决定,这肯定会对熊猫TV造成一定影响,但因熊猫TV之前审核就很严格,所以受到的影响比其它直播平台都要低。斗鱼表示,“即便出现主播跳槽,也会在所不惜加强内容和主播审核。”  “来疯”相关负责人表示,网络直播正逐渐走向区别于传统媒体的“自媒体”形态,对这样一个公共媒体传播者,在监管上面确实面临一些难题。“现在能做的是加强审核,一旦发现异常数据或异常直播频道,我们会立即进行人工干预。”(完)责任编辑:

昨天,瑞士人民发起的一项公投,引起了万里之外的中国人民的注意,因为这项公投的内容是:瑞士人民不工作,也能每个月获得2500瑞士法郎(约合1.68万人民币)的“工资”...实际上,也不仅仅是瑞士,因为工业化发达、税收高且人口又很少而造就的北欧多个高福利国家,过去这几年都曾经表示将对这种免费给全体国民发工资的提案进行公投。 只不过瑞士成为了第一个真正公民走到投票站,确实为了此事而投票的国家。  可是,当中国微博上的部分网民对于瑞士的这一公投羡慕嫉妒恨,甚至于一边咬牙切齿地骂着中国,一边恨不得立刻投胎做个瑞士人的时候,800万瑞士人民却用实际打了他们的脸....这次公投的结果目前已经公布,结果是76.9%的瑞士公民反对这一做法,而且在瑞士全国23个州,也没有任何一个州的最终投票结果是支持该提案的。  “躺在家里就能每个月拿1.6万的工资”,这种天上掉馅饼的福利,为啥瑞士人居然一边倒的拒绝呢?其实,先不用问瑞士人,我们中国人自己本身就应该很清楚这种“大锅饭”的结果是什么: “大锅饭”这种过于“理想主义”的公平,其实却是对每个人最大的不公平——因为当勤劳的人拿到的钱,和懒惰的人拿到的钱几乎都一样,这就严重打击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   更何况这本质上其实就是勤劳的人在养着那些懒惰的人! 这也是为何,吸取教训的我们才选择了走市场经济的路线,选择了按劳分配的制度。彻底抛弃了“大锅饭”。  ▲这是本报微博粉丝在瑞士公投结果尚未出来时的评论 而这,同样也是瑞士人拒绝了“不工作就能有1.6万工资”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根据瑞士媒体报道,反对者明确表示,如果瑞士真的通过这样的提案,那么这个国家将从此变得懒惰,勤奋将变得一文不值。 而且,这甚至会鼓励那些懒惰的外国loser和屌丝,纷纷涌入瑞士....  当然,除了道德上的因素外,瑞士人拒绝这个“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更是因为把“馅饼扔到天上去”的成本太过巨大。 按照瑞士官方的计算,这项提案将令国家每年得多掏2010亿瑞士法郎(约合1.3万亿人民币)。可政府的钱主要都是来自税收,所以这就意味着更重的税收,以及教育、基建等其他公共支出的大幅锐减。 所以,瑞士人的选择还证明了这个国家国民的素质、受教育和理性程度。没有被该国左派常识掀起的“民粹情绪”所裹挟。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中国不少网民,在瑞士公投结果前后自相矛盾的反应。 比如,当某财经媒体起初发布了瑞士人民要对此事公投后,该媒体这条微博里点赞最多的都是羡慕瑞士人、希望移民或投胎瑞士并且大骂或讽刺着中国的评论,例如“人家资本主义国家都先进入共产主义了!”完全给人一种“中国应该发起类似的公投然后大家一致通过”的感觉。   而当瑞士人公投否决全民发钱的消息被同一家媒体报道后,该媒体下的评论却立刻转变了态度,纷纷变成称赞瑞士人真理性、国家真先进——完全忘了自己之前恨不得让中国也学习瑞士“全民发钱”的发言。  但围观了全过程的耿直哥却实在摆脱不了尴尬,话说如果刚刚投出否决票的瑞士人,看到中国网络上这些“精神瑞士人”的表演,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哪怕这些人去了瑞士,也一定是那八成瑞士人用投票反对的社会“蛀虫”。 所以吧,耿直哥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这些人眼中,不论国外怎么做,中国都是最大输家。  话说回来,实际上追求高福利,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都渴望的目标。但比起只有800万人口,并且早已高度发达的瑞士,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真的还有很长路要走。可如果我们因为现在经济的进步,就早早变得懒惰,希望一夜之间就成为瑞士等北欧的高福利国家,却又希望税低到跟没有一样,那这就和当年我们天真的以为我们可以靠着“大锅饭”一夜之间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一样荒唐与可笑... 只有勤奋的学习和工作,努力发展自己的国家,提高人均生产力水平,中国才可能不断接近欧洲发达国家的福利标准。至于全民发钱,我们现在还真没资格想这种事,尤其是那些有手有脚却对社会贡献特别低的人,更加没资格。   图片/来自网络微信号:HQSBWX  (来源:环球时报)责任编辑:

原标题:交通部:十一黄金周全国高速路对符合条件小客车免费  新京报快讯(记者郭超)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召开例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徐成光介绍,今年十一期间,全国高速公路继续对符合条件的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整个黄金周客运量达到6.5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7%。  徐成光介绍,今年黄金周交通高速路继续免费。高速路重大节日对小客车免费政策已经实施4年,每年路网交通量增长约占8%到10%左右,预计今年增长也将保持这样的水平。这几年大型客车出现下降趋势,但是交通事故仍然造成局部通行缓慢。  今年十一黄金周,自驾车出行量仍将居于高位,特点是前期、后期中短途、旅游、探亲出行流叠加,高速公路运行压力大。假期中期,车流量相对平稳。十一期间,高速路车流量中,小客车约占80%。  根据预测,9月30日,城市出城车流将有明显大幅增长,10月1日以及假期最后两天,也是单日客流量高峰,全国道路单日最高客流量预计超过9450万人次。北京、广东、四川、安徽旅游客运量较大,与景点连接的国省道也将出现潮汐式的客流特征。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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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0-11 03: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