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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韩国人:改变若隐若现 超市保安比顾客还多_qg999

原标题:韩国人在望京  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韩国人朴济英,如今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我是老望京了”。在这块被称为“中国韩国城”的北京最大韩国人聚居区里,韩国人人数最多时超过5万。  望京有闪着中韩字体的彩色霓虹灯箱、韩国企业云集的大厦、最正宗的韩餐馆。在街上,人们已经很难从外表分辨路人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  超市里,六神花露水和韩国空气清新剂整齐地码放在一个货架上;芝麻叶和香菜这两种基本不会在对方菜谱上出现的香料,也乖乖地躺在同一个冷藏柜里。  中心广场上孩子在嬉闹,年轻的韩国母亲用不熟练的中文,和中国大爷大妈聊着天。  如今,这种平静正在被打破,一些改变若隐若现。  在乐天超市望京店,一个工作日的午后,门前停着警车,超市里安保人员多了一倍,清空的货柜上少有韩国品牌的食品,戴着“安全员”袖章的员工比顾客还多。  两周前,一位刚毕业的韩国留学生,本打算在中国找工作,却临时改变计划,改签了第二天的航班,一刻不敢停留似地飞回了自己的国度。  这一切,都让朴济英担忧:“中韩关系就像一壶水,烧了半个小时才能热,碰到凉水又迅速凉下来了,不知何时才能再热起来?”  3月中旬开始,朴济英发觉自己“享受”了一种“特殊待遇”。  他在山东某学校兼任外籍教授,每周往返于北京和山东。当他上完课乘坐高铁返回北京时,收到问候短信“你安全离开了吗?”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变成了“特殊保护的重点”。  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他近九成都是中国人的朋友圈里,开始传播一些他称之为“非正常的视频”,其中一些还带着对韩国人的谩骂和暴力。  他担任副会长的民间组织“中国韩国人会”也收到一些韩国人的咨询,尽管担心人身安全的还是少数。  直到这时,这位年过半百,中文标准的韩国人才开始担心起来。  在北京留学14年的成英善,也接到了母亲焦急的电话。  上一次令母亲如此担心的,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时他被催促赶紧回国时,还奇怪地问为什么。母亲说,“不是有地震吗?”他有些哭笑不得,“很远,比韩国都远”。  “再远还是一个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母亲还是放不下心。而这次,尽管嘴里说着“没事,没事”,但他并没有让母亲信服。  而在兼职韩语教师的学校里,中国学生也焦急地向他询问:“现在可以去韩国吗?”  一位韩国朋友告诉成英善,“现在拦出租车,以前他们会问你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是日本人的话就拒绝,但是现在换了,变成韩国人。他们不会不让你坐,但会特别认真地讲道理。”  一开始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但令成英善感到尴尬的是,他的中国朋友看到相关的新闻,都会在第一时间转发给他,有人还会问,“这是真的吗?”  朴济英认真看了下微信里的一些视频。尽管他说,一看就是“找人演的”,“故意商业炒作的,”但他还是承认“老百姓看了,很容易激动”。  面对记者,他并不想谈到太多关于这次的争议。  “虽然目前在北京的韩国人没有那么大的情绪,但是时间长了肯定会有压力。”尽管朴济英努力安慰着那些前来咨询的韩国同胞,但还是隐约担心。  这场低气压源自3月上旬。  在中国经商多年,朴济英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新闻,感受气氛的变化。然而这次还是让他感到不解。“中韩建交25周年来,头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真是有些尴尬”。  作为较早进入中国的留学生,朴济英见证了中韩关系“热”起来的过程。  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建交。1994年,朴济英来到北京。当时赴中国留学的韩国人并不多见,在北京的韩国人也比现在少得多。  朴济英因为“中国文化最深的是哲学、历史和中医”,选择进入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学。  两年后,他将妻子和两个孩子从韩国接来,两个孩子在北京长大,接受了中国学校的教育。“我的半辈子都在中国生活,比较旺盛的时期都在中国。”  那时的中国,在大多数韩国人眼中,是一个在历史课本上“红色”的“神秘国度”。  和朴济英几乎同时进入中国大门的,还有去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学位的留学生具滋元。  当时,他们脚下的望京全是一片绿地,没什么高楼,只有机场高速公路。晚上8点,马路上大巴都没有了,当时没有四环路,公交车也要换好几趟,各方面设施都没有,买东西也是到百货公司。  具滋元惊讶地看见马车和奔驰汽车一起奔跑在北京的大马路上。他眼中的中国,有着两个时代的重影——“19世纪和20世纪共存”。他感慨:“中国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家。”  在朴济英的中医专业,班上韩国留学生占外国留学生的绝大多数,30个外国留学生,26个是韩国人。  刚刚开放的年代,尽管学校规定中韩两国学生不能互访宿舍。然而还是有很多中国学生去韩国学生的宿舍,给成绩赶不上中国学生的韩国人辅导功课。在当时,韩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给韩国学生补课1小时15元,对中国学生来说,是很大的经济补贴。中国老师那时工资也不高,不到1000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2000年年初,当成英善来中国时,他成为4万余名韩国留学生中的一员。当时正是中韩双边贸易增长最快的时期。  拖着行李箱站在中关村,成英善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原来这里也有很多高楼啊”。  “出国的人都是因为喜欢那个国家才出国的。” 回忆起14年前做的决定,成英善说。  目前中韩已成为互派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据2016年4月教育部统计,2015年来华留学生中,韩国留学生数量最多,为66672人。  20多年来,朴济英眼看着“韩流”在中国流行起来。他从留学到创业,在中国的每一步发展,都踩在鼓点的节奏上。  20多年前,还在学中医的他,骑自行车看到西单的眼镜店,几百号中国人排着队配眼镜。尽管1天1万元的租金令他咋舌,但周末一天30万元的流水量更令他震惊。他下定决定,投资实业。  2005年《大长今》引进中国,带来了当年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旋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副研究员王晓玲认为,就纯输入的进口韩流而言,《大长今》达到顶峰。  韩流文化的兴起,也让朴济英的生意开始红火。2007年,他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新闻联播给50秒啊,那个厉害了!”他作为韩国中小企业的代表回答关于“如何看待中国购买眼镜的消费观念变化”的问题。  他说到,“以前中国人一副眼镜是丢了才配,但是现在他们的理念是要求时尚化,而且会备用两到三副眼镜,2005年隐形眼镜也开始流行起来。中国的消费者也讲究美了。”  像朴济英一样,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在中国看到了机会,而望京因为靠近首都国际机场,就自然地形成了一个韩国人汇聚之地。  21世纪之初,高楼如雨后春笋般噌噌而起,大量的韩国人聚居于此,韩国的公司、银行、餐厅、娱乐场所等进驻其间,作为北京最大的韩国人聚居区,这里被称作“北京的飞地”“中国韩国城”。  很少有人能说清楚,目前在中国生活的韩国人到底有多少。“以前走在望京,5到10米就能见到一个韩国人。”朴济英说。  在2008年一场被称为“韩元咳嗽,望京感冒”的金融危机之前,这个数字很庞大。据统计,当时仅在望京居住的韩国人就有5万。  全职太太权素姬就是掉在望京人群里分辨不出国籍的韩国人。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感慨中国的变化太快了。在商店购物、菜场买菜,人人都掏出手机,用支付宝、微信结账;出门打车,都用手机提前叫好车;网购的快递速度目前已经超越了韩国。她的手机里装着各种中国App,甚至孩子吃的止咳药水,都从网上买。  她觉得中国人很有人情味,不会韩语的家政阿姨不小心打碎了杯子,用两只食指从太阳穴开始往上指,问女主人“生气了吗”。  这些超越国家语言的“肢体语言”让她觉得,这个因为贫穷而辍学打工的中国女人身上有很多好品质,陪她买菜,教她那些菜都叫什么名字,每次服务时间是2小时,为了教她汉语,常常超过这个时间,却从不计较。“十分纯真,这样的人在韩国很少见”。  她还邀请过在中国教她汉语的大学生老师到首尔,住在她家里,带她去首尔弘大、梨大这种“很韩国”的地方,而没有去济州岛,因为那里已经没有韩国特色了。  权素姬还坚持每天阅读中国新闻——尽管目前她只能读懂标题。2013年年初,长春一名男婴被偷车贼掐死在雪地上,这个新闻让她揪心,“因为我也有孩子。”  在她眼里,孩子“还没有国家的概念,因为都长得一样,只是语言不同”。  她把4岁的孩子送到中韩双语幼儿园。在她看来,孩子从小就会说汉语和韩语,“能让他们在中国自然地生活,想法更大。”  她和丈夫都喜欢吃中国菜,每周都会去中国餐馆吃一顿饭,比如烤鸭、麻辣烫等。  有时候她也忍不住感叹,“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孩子上学的问题,我真的不想住在望京,这里的韩国餐厅很多,连外卖都是韩语服务,生活太韩国了”。  她喜欢南锣鼓巷、芳草地,离望京地铁站仅一站之遥的阜通,被她看作是逃离这片“与韩国联系过于紧密”的土地的一个方向。因为“那里有个更真实的中国”。  尽管在中国生活23年,回到韩国时反而觉得自己像个外国人,具滋元仍然不敢说他非常了解中国。  喜欢《三国演义》,视赵云为偶像的具滋元被朋友们称为“中国通”。不过,他自己不太愿意接受“中国通”这个标签。  “那些在中国没待满5年的人,才会说‘对中国我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待到10年的人,会说‘中国范围太大了,我开始不知道中国了’。待到10年以上的人,才会说‘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具滋元说。  当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拉着行李来到望京时,很多外地打工者也是冲着这里韩国人多慕名而来。  在望京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工作的小雨,就曾经揣着“看看韩剧中的人”的梦想,选择了到望京区域工作。不过她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大家都一样是普通人。  她带着客户看房子,楼道里韩国住户会和中国住户用蹩脚的中文打招呼。要和韩国客户打交道,也可以去旁边的超市请韩国阿姨来帮忙做个翻译“志愿者”,在楼外的四川麻辣烫,去得最热情的是和她年龄差不多的韩国年轻人。  尽管乐天玛特门店关店的消息不时传来,可在很多望京人眼里,身边的韩国人大多仍然生活平静。朴济英很希望这种“平静”能一直持续下去。  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朴济英的很多朋友抛售了望京的房子,返回了韩国,但他还是留了下来。  不过,当韩国企业、中国企业、韩国人、中国人,从四面八方涌入望京时,朴济英选择离开。2012年,他迁出望京,搬到燕郊。那里房价便宜,且两个孩子已经长大,不用担心上学问题。  他眼睁睁地看着望京房价一路飙升,“比首尔的房价都高了”。没能在中国买套房,成了他的遗憾。  在望京,人均租房的价格是4000元至6000元。房租的不断上涨,也促使着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分散到北京的各个角落。  成英善已经习惯了中国飞驰的速度。“第二天醒来,又不一样了,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感觉”。让他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为了迎接奥运会,一半的北京出租车换成现代汽车。“之前都是红色的出租车,价格都不同,后来统一汽车排量标准2.0L。”  如今,连去韩国留学两年回来的中国学生,都觉得中国发展太快了,一不小心,自己就落伍了。在一次班级聚餐交份子钱时,只有从韩国回来的小王掏出了钱包,其他人都掏出了手机,用微信、支付宝付款。  但北京急速上升的房租让成英善感到压力。他偶尔去看电影,却抱怨“电影太贵了,在北京文化生活的价格太贵了。”不过他还是保持了韩国人爱喝酒的豪爽传统,周末时会和朋友去韩餐店喝两杯烧酒。  “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快车道。”权素姬对中国飞速的发展也感触良多。  这样一个飞速冲刺的中国,却并不能处处都令具滋元感到满意。为了看兵马俑、华清池,他去过12次西安。但十几年后再次来到这里,曾经“周围全是农村”的旅游景区早已修葺一新。“这里是西安、上海还是北京,我已经分不清了”。再一次站在这个古都,他陷入了迷茫。  朴济英搬了新家,到河北燕郊后发现,在他新生活的周围,只有两家大超市,一家乐天玛特、一家沃尔玛超市。可是最近的一天,他上班回来时发现,乐天玛特关闭了,沃尔玛人满为患。  据称,截至3月19日,已有67家在中国经营的乐天玛特门店暂停营业,还有约20家门店自愿决定关店,这些占了乐天玛特在华门店总数的近90%。  在一段网络视频中,一群年龄不超过12岁的学生发誓要抵制韩国货。  同样是教师身份的朴济英感到这种做法不妥,小学生没有判断能力,“如果这个小学生活到90岁,他80年都有这样的记忆。但是中韩关系肯定会解决。”  自己在上课时,无论底下是韩国学生还是中国学生,他一直强调要有一个“过了就不及的度”,“矛盾必然有,但是不要太过,出现了赶紧解决”。  去了中国一所知名的外语院校担任韩语教师,具滋元在上课的时候,同样会把不同的观点呈现给学生。  这位老师会在上课的时候插播少女时代MV、韩国综艺节目,也会跟着学生一起观看调侃韩国大叔、揭露社会丑闻的韩国新闻纪录片。他会说韩国社会竞争压力大,一些年轻人为了就职不惜整容,也会说在中国遇到的一些事。“我就是按照事实讲,不要让大家存在什么幻想。”他说。  不仅让中国学生了解韩国,每周四,他都要搭公交,从海淀去望京,给韩国同胞讲述中国历史。  “双方都要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不管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这样。学习不同的文化,是需要互相理解和尊重。”具滋元说。  回到韩国,具滋元都有些不适应了。网上购物都要交给妹妹完成,因为自己懒得申请账号。吃饭更习惯拿筷子扒饭,而在韩国的饮食习俗中,喝汤和吃饭都应该用勺子。  更有甚者,当他端起饭碗时,母亲就会一脸惊讶地看着他,说“你怎么这么没礼仪?”因为在韩国,“端碗吃饭像乞丐”。  尽管两个孩子回到韩国上大学,朴济英自己暂时还没想过回韩国。“我已经离不开中国。”他坦言。  对于朴济英来说,首尔到北京坐飞机只需要1个小时40分钟,比上海都要近。“实际上,我在生活上也离不开”。他的微信里百分之八九十也都是中国人。  “我的人脉、对社会的看法都是在中国形成。”朴济英说。  有韩国留学生说,每次回到首尔时,他的朋友说要带他去吃好吃的菜,他失望地发现“好吃的菜”并不是指传统韩餐,而是中餐、西餐,这些他在北京都能尝到。“不是有个说法吗,在北京能吃到全世界的菜。”  对成英善来说,他从没打算回过韩国。他更担心的是,回国之后,同样不能接受国内的看法。“一直在韩国成长的人,想法特别窄,接触的范围也特别窄,遇到外国人,‘唉,什么呀’,如果看到新闻里和中国相关的消息,就说‘当然’!和他们在一起的话特别有压力。”  朴济英认为,国外留学的经验非常重要。“如果我没有留学过,也可能跟国内的韩国人一样,看法狭窄。”  深陷中国朋友圈的朴济英,身边很少有人和他说“萨德”两个字,他也不会主动谈及。  “兄弟之间、邻居之间吵架不高兴都会有的,但是过了某一个程度只能搬家了。比如两家之间,关系已过了,起诉了、打官司了,就麻烦了,不好处理了,感情就是这样的。因此这个感情破坏了,肯定就后遗症大了。”朴济英说。  在中国待久了,朴济英理解了中国话的“深意”。这几日,他约一个中国朋友吃顿饭,对方回复“最近很忙”。他“明白中国人的习惯、做法”,推测对方可能真的很忙,也有可能最近气氛不好,不愿和韩国人来往太多。  一位在韩国留学两年的中国留学生,看见在他回国乘坐的飞机上,几乎没有游客的身影,在以往这个季节,都是人满为患。  他本来已经入职某国内旅游公司,但因为韩国团体游产品下架,最终面临失业的困境。  成英善有个朋友,跟中国一家电视台合作了一个中韩合资项目,策划了一年,最终流产。  王晓玲说:“韩国人跟中国人在文化心理、情感沟通都是比较近的,很容易成为朋友,并不是说今天就完全变了。”但是,“民间感情,伤害一次是很大的。”  具滋元说,“老百姓之间还是得多交流。先坐下来聊聊天,听听对方说了什么。”  3月25日的望京,直到晚上8点,韩式烤肉店前依然排满等号的中国食客;四川火锅店门口,推着婴儿车的韩国妈妈,起身和中国朋友道别;大厦外,三四个中年男子一边抽着烟,用夹杂着英文和韩语的中文聊着天。这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夜晚。  在望京地铁站附近一处“望京韩国城”的建筑外,不知何时起,招牌中间的“韩”字,不见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成英善、权素姬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江山 责任编辑:

原标题:北京小升初取消“推优” 降低特长生和寄宿生招生比例  中新网北京4月16日电 (记者 杜燕)今年小升初,北京全市取消推优入学,并将进一步降低特长生、寄宿生招生比例,其中各区招收特长生比例要降到本区初中招生总人数的4%以内。  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二处处长徐建姝介绍,今年,北京市按照教育部“不得以各类竞赛、考试证书、荣誉证书或学习等级等作为招生入学依据或参考”、“逐步降低特长生比例”的规定,在以往工作基础上今年全市取消推优入学。同时,将进一步规范特长生入学工作,各区招收特长生比例要降到本区初中招生总人数的4%以内。  她指出,除了北京市教委批准的可招收体育、艺术和科技特长生的学校原则上面向本区招收特长生以外,其他学校一律不得以特长生的名义招收学生。  她还强调,特长生招生项目和数量要向中华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倾斜。同时,各区教委还要向社会公布特长生招生计划并统一组织特长生入学。  此外,今年小升初阶段,北京市将降低公办寄宿制招生比例,全市统一公办寄宿招生时间,严格执行寄宿招生录取名单公示制度。  她表示,取消推优、降低特长生比例和寄宿制招生,意味着将释放更多的优质学位用于派位入学,机会更加公平。(完)责任编辑:

南方网讯(全媒体记者/刘怀宇)3月19日上午,广州市气象台发布天河区、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根据《广州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规定,广州市三防总指挥部决定从同步启动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据了解,这是广州今年以来首次启动防暴雨应急响应。责任编辑:

原标题:职业教育尚待改变“二等公民”地位  当前是我国实体经济加快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无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实施“中国制造2025”计划,都迫切需要一大批适应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公共服务要求的高水平技能人才。为真正解决“技工荒”,学界、业界呼吁从改变就业观念的根本入手,着力提升职业教育质量,为校企合作开辟广阔新天地。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有技能劳动者1.65亿人,仅占全部就业人员的21.3%;其中高技能人才4501万人,比例不足6%。与之对应的是,高级技工的市场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的水平,技工学生普遍就业前景乐观。  记者调研发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职业教育“二等公民”地位尚未根本改变。从事职教多年的江西吉安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钟江生指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不足和风险,是职校生源与未来岗位要求之间的巨大反差。吉安市教育局副局长黄晓园也认为,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歧视,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都司空见惯,家长和学生长期将职业教育作为升学的最后选项,导致生源质量不高。  长期关注技工问题的浙江国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乃科指出,高职院校毕业生专升本比例,以及中职生升学高职比例仍然偏低,导致中等职业教育生源素质下降。  二是产教未能实现紧密融合。我国职业教育普遍存在学校一头热,企业参与度不高的问题。虽然普遍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书,但能建立长久稳定合作关系的不多。  前几年,吉安职院与当地一家企业开设订单班联合办学,企业在学校投入大量资金建实训基地、设奖学金,但毕业时一个班只有2人到企业工作。钟江生说:“企业竹篮打水一场空,自然缺乏后续合作办学的动力。”  三是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存在脱节。“学校‘关起门’来教书,企业怎么会吸收没有实践经验、技术落后的学生呢?”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处处长向云认为,企业技术更新快,但一些职校教育却跟不上节奏,落后的教材、久未更新的硬件都制约了学生学习和发展。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汽车装调首席技师赵郁也有同感。他说,近年来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不断提高,教学设施设备等“硬实力”普遍增强,但课程设置、师资、综合能力等“软实力”不见起色,这造成职校毕业生整体素质并未和国家的投入成正比。  四是技工待遇、发展空间普遍受限。据一名基层高级技工透露,技术工人与干部、工程师相比,在收入、待遇和地位上相差甚远,因此许多技艺技能较强、知识水平也不低的高级技工无奈选择了“以工代干”。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尹宪章表示,在大部分公司,技工就算评上了高级技工,只会在待遇上与普通技工有所区别,但没有行政级别。  五是青年劳动力就业更倾向于向三产服务业流动。绍兴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现如今,80、90后青年人普遍不愿意到工厂做工,更愿意从事劳动量较轻、收入较高的服务业。  部分企业界、教育界人士认为,职业教育要想既实现学生良好的职业发展规划,又能满足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需要从以下多方面入手。  ——引导社会各界树立职业教育的人才观。应从长远角度考虑如何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出现“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现象,国家对专技人员的重视、工资待遇的提升逐渐扭转了这一现象。在当今提倡“大国工匠”的时代,政府部门也应围绕如何让劳动者愿意成为技能人才进行必要的引导,让技能者能够体面地生活。  政府可通过政策杠杆调动企业培养技能人才的积极性,改变企业重设备轻员工,重专技人才轻技能人才,重使用轻培养的状况。通过推行集体合同,以法律形式明确员工的培训权力、职业发展规划,使企业为员工提供技能培训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加快职业教育法修订,切实推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赵郁说,从2008年起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工作就提上日程,至今仍未出台。他认为,职业教育法立法应以提高职业教育社会地位为导向,紧密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借鉴德国、瑞士等发达国家先进经验,把符合发展要求和人才培养规律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成功实践纳入法律条款,以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改变职业教育落后于社会发展的目前现状。  ——对标企业需求,对职校教育课程开展深度再造。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骏骋说,二产中很多行业模式、业态发生巨变,如模型的定义早已颠覆了传统按照一张图纸加工零部件的工艺流程。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教育教学也要紧跟产业、行业发展步伐,对全国职校课程进行统筹调整、更新。  ——在职校与需求企业间建立稳定、共赢的良性合作机制。四川省德阳市教育局局长尹艳、四川西南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负责人李中东等人士建议,将职校与企业的合作纳入常态化评价机制中。一方面,企业可依据实际技工需求,提前对职校投资,建设仿真生产环境,缓解职校发展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职校学生可与合作企业较早达成培养协议,实现订单式培养,使企业对职校实训的投资有所保障。  拓展从企业灵活聘用教师的机制。过去,职业学校招收教师必经“笔试关”,一些善于操作、实践经验丰富而理论基础不足的高级技工长期无法进入职教队伍。今后可围绕需求,创新职校教师引进机制,在聘用方式上也可灵活,能进能出。  ——倚重部分企业资源设立专业学院,面向应用培养人才。企业有厂房、有高级技工师傅还有现实生产环境,有的企业已经具备设立专业技术学院培养高级技工的能力,应鼓励这部分能力充分释放出来。  江苏开放大学智能制造技术学院就是由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江苏开放大学和江苏汇博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江苏开放大学校长崔新有说,汇博是专门从事机器人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智能制造技术学院的学生在学习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还可深入企业一线工作,企业员工在工作的同时又能接受教育和培训,这一模式有利于共赢。  ——部分学生家长认为,要赋予技工学校招生平权。探索改变先普通高中,再中职学校,最后是技工学校的强制性招录顺序设置,允许各类学校招录工作同时开展。保障技工学校毕业证书享有与其他教育机构同等学力毕业证书相同效力,提高技工毕业生的职业自信心。“不要让念了技工的孩子感觉低人一等。”常州一所职业学校学生家长吴菊说。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由记者毛振华、商意盈、梁天韵、王君宝、邬慧颖、吴晓颖、刘巍巍采写)责任编辑:

原标题:中国将不参加今年“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郭芳] 据了解,根据去年联大相关决议,“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会议即将于3月27日在纽约举行。中国去年对该决议投了弃权票。现谈判会议临近,中国是否决定参加?在2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环球时报》记者有关此事的提问时说,近期中方一直就“条约”谈判相关问题同有关方保持着坦诚、深入沟通。经慎重研究,中方日前决定不参加谈判。  华春莹说,中国一惯主张并积极倡导最终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与“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宗旨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同时,中方也认为,实现核裁军目标无法一蹴而就,必须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相关进程必须在现有国际裁军和防扩散机制下处理。  华春莹说,中方这一决定系出于维护现有国际军控和裁军机制以及坚持循序渐进推进核裁军原则的考虑,体现了中方对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的负责任态度。  “尽管不参与谈判,中方坚定支持最终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立场没有改变”,华春莹表示,中方愿与各方保持沟通,继续为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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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9-15 04: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