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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我们自己也喜欢看中医(图)

2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西安市调研,先后来到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西安博物院、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二O五所社区考察;当晚,习近平又登上西安城墙,听取西安城墙保护介绍,观看了城墙保护状况。在电子城街道二O五所社区考察时,退休职工马月娥剪了一个“三羊开泰”和“福”字送给习近平,习近平很高兴地说道,“我把它带回家,贴在自家的窗户上”。      在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习近平考察了光电测试大厅、空间载荷环境试验大厅,察看了科技成果及产品展示。习近平强调,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科技人员要树立强烈的创新责任和创新自信,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面向国际科技发展制高点,努力多出创新成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多作贡献。      2月15日上午10时,习近平总书记一行到西安小雁塔参观,从西安博物院入口进入。  在西安市博物院,习近平观看了西安都城变迁图、隋唐长安城模型、青铜器及汉唐金银器文物展、汉唐代表性雕塑与唐三彩文物展,听取了古代丝绸之路和长安历史文化等介绍。  他强调,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少走弯路、更好前进。据新华社      “总在电视上看到习总书记,没想到今天能这么近地见到。”一直住在二O五所社区的南大爷今年60岁,在二O五所工作三十余年。2月15日,南大爷一早听说习近平总书记要来社区,就早早和邻居们守在社区门口等候,习近平下车后,他和邻居们一起喊着:“习总书记好!”而习近平也微笑着向二O五所社区的居民挥手示意。  2月15日上午10时50分,习近平在位于西安市电子西街的电子城街道二O五所社区走访40余分钟。      二O五所小区建于1996年,这里居住着1800多户3700多位居民,大多是二O五所职工。而二O五所社区建于2001年8月,新的办公大楼2012年建成,近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多种便利服务和活动。  “习总书记下车时,周边就有一二百名群众等候,用手机拍照,高呼‘习大大!习总书记好!’为了和热情群众打招呼,习近平专程从车后绕过去和群众交流,并提醒要注意现场群众的安全。”二O五所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文英全程陪同习近平主席参观。      在二O五所社区,习近平先来到位于一楼的一站式服务大厅,问正在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你们都在社区工作吗?”  随后社区居委会主任王文英开始介绍社区一站式服务概况,习近平认真地看大厅西边墙上的社区业务政策宣传栏,并询问:“你们都有哪些便民服务?”王文英介绍,一站式大厅主要针对社区老年人多的特点设立,老年人无需东奔西跑即可办完相关业务。  “目前社区有多少工作人员?”习近平询问,王文英介绍,“目前的八名工作人员,五人是社区专职干部,都是大学生,其中两人是研究生。另外两人主要负责离退休人员,还有一人为公益性岗位。”  习近平问:“你刚才讲的那几个大学生,是怎么进社区工作的?”  王文英说:“他们都是通过省、市考试进来的。”  随后,习近平问起他们的工资待遇,够用吗?负责社区工作的于珍说:“还可以,基本够用。研究生3000元一个月,本科生2500元一个月,不包含五险一金。”      随后,习近平来到了位于社区一楼东侧的中医馆。  “走过很多社区,但像这样在社区里办中医馆的就你们一家。”习近平说,“开设中医科、中药房很全面,现在发展中医药,很多患者喜欢看中医,因为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像我们自己也喜欢看中医。”  习近平又问:“你们依托什么上级单位?”  中医馆负责人介绍:“依托二O五所。”  习近平说:“社会上很多社区医院留不住人才,像你们这样有二O五所的支持,为社区患者服务,很好。”      习近平最后来到社区多功能厅,这里正在举办社区春节书画展。习近平一进门,退休研究员高工姚多舜和一起练习书画的老同志们齐声招手道:“习总书记好!”习近平和他们一一握手。  习近平说:“你们都是退休后搞书画的吧?”  “我们退休后为了发挥余热,利用书画的形式,融合当前的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姚多舜为习近平介绍部分作品。  习近平问:“你们有多少人?”  姚多舜说:“有20多人,我们每年春节都给社区居民送春联。”  “很好。”习近平又问,“你们退休前都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搞科研的。”姚多舜说。  张志勇介绍,“我是做纪委工作的。”  习近平说,“你们社区环境不错,社区是不是一个单位的,你们和子女都住在一起吗?”  退休职工们介绍,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房子,有的住在一起,有的不住在一起。张志勇说,“我和姑娘住在一起。”  习近平说:“你们退休以后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好好的,身体健康,退休以后作些书画很好。”      习近平看到桌面上放了一些剪纸后问:“这是谁剪的?”  马月娥说:“是我剪的。”  习近平说:“剪纸很好,这是陕西的特色。”  马月娥接着剪了一个“三羊开泰”。  习近平拿起剪纸说:“今年是羊年,三羊开泰表示羊年吉祥。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泰民安、生活幸福的期盼。”马月娥又剪了一个福字。  马月娥说:“我把‘三羊开泰’和‘福’字都送给习总书记。”  “好。”习近平说,随后工作人员接过剪纸,习近平说,“我把它拿回家,贴在自家的窗户上。”  这时,姚多舜将一幅写着“福满乾坤”的字交给习近平,“这是表达我们的心意,祝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生活和谐,并想借此祝全国人民幸福安康。”  习近平高兴地收下,并交给了工作人员。  习近平指着书法画作上的名字“张志勇”问,这是谁?张志勇走到习近平面前说,“是我写的”。  习近平说:“字写得很好。”  张志勇说:“祝您身体健康!”  “谢谢!让我们一起照个相吧!”习近平拉着姚多舜的手,让老人家站在前面。于是姚多舜和习近平并肩而立,其他同志都站在两边,合影留念。照完相后,大家热烈鼓掌,习近平和大家多次握手告别。  在走出二O五所社区办公楼门口时,习近平特意跟在外等候的群众告别:“我在这里参观发现社区工作做得非常好,我希望你们在此的生活幸福美满。我也祝这里的居民、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在羊年生活愉快,生活幸福,工作顺利,事业有成。谢谢大家!”  习近平的车辆缓慢驶出社区后,现场群众的欢送欢呼声才逐渐消减下来。  华商报记者 任娇      15日晚,习近平偕夫人彭丽媛登上西安城墙。到访时,适逢2015年西安古城墙新春灯会。各色花灯、非遗产品展示,让习总书记感受到西安浓浓年味儿。  当晚8时30分,习近平进入西安南门城墙。在城墙上的陕西非遗户县社火传承人宋志荣,听到群众的呼喊声,心里非常激动。“没想到参加城墙非遗展示,能有幸碰到习总书记”。  习近平从南门瓮城东边楼梯登上西安城墙,看到花灯、社火、竹编、泥塑、剪纸、皮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便上前与传承人亲切交流。  宋志荣说,他是最幸运的人,展示区域在最东侧,没想到习近平一路走过来,还双手和他握手。“这是啥?”习近平问。  “这是户县社火模型。”宋志荣答。  看到展示的模型有特色,习近平说,“这个模型有特色、有创意”。  习近平问,“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宋志荣说,用了橡塑、泥塑和布艺。  “你做这个多少年了?”习近平接着问。  “从13岁开始耍社火直到现在已经66岁,50多年了。”宋志荣说,习总书记听了非常高兴,“民间艺术要好好保留,一定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宋志荣说,他很幸运,习总书记在城墙上与他握了两次手,双手紧握,很久没放开,“回到家后,久久不能入睡,想着习总书记的话既是肯定,也是压力,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好好干。”  华商报记者 孙洪伟      15日晚上,来自周至县的新浪微博网友@西安瑞儿带着妈妈登上西安南门城墙逛新春灯会,随后惊喜地见到了习近平一行。昨晚,@西安瑞儿在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自己偶遇的经历和难以平复的激动心情。  @西安瑞儿说,习近平一行在进入瓮城时,城墙上面的游客逐渐发现了习近平的身影,纷纷围在瓮城墙上朝下观望,并且有人高呼:总书记好!习大大,我爱你!习大大,欢迎您回家!习大大,新年快乐!……习近平一直微笑着回应大家,踏步登上城墙,在台阶口,他一直微笑着跟大家问好,给大家拜年,并和几个游客握了手。  “待他走近我的时候,最近的距离只有不到半米,当时我抓紧拍了几张照片。”@西安瑞儿难掩兴奋,告诉华商报记者,“我激动得呆呆望着习近平,感觉他气场很强大,很亲和,脸上一直挂着就像一个普通的长辈般的微笑,微笑中展现的尽是陕西人的淳朴和善良。”  华商报记者 李俊杰(原标题:“我要把它贴在自家窗户上”(图))编辑:

新华网郑州1月27日电 (记者李丽静)记者日前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自去年下半年该省实行行政案件异地管辖改革以来,该省43.8%的行政案件实现异地审判,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由于法官由同级人大任免,经费由同级政府给付,导致法院在审理以同级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时,容易受到地方行政权力干扰,“县法院审不了县政府”,严重影响行政审判的公信力。  为破解这一难题,2014年5月28日,河南省高院出台《关于行政案件异地管辖问题的规定》(试行),进行行政案件异地管辖改革,把以县政府和地市政府为被告的案件和所有环保类案件,全部交叉到相邻的县、市法院立案审理。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宋炉安介绍说,实行这项改革后,河南省以市、县级政府为被告的案件明显增多。去年6月份以来,全省共异地受理“民告官”案件3134件,受案数同比增长61%,占全省同期受理的全部行政案件的43.8%。  而行政机关失去明显的干预渠道后,原告胜诉率上升,案件调撤率降低。去年6月份以来,河南省以异地管辖的方式审结2762件“民告官”案件,原告胜诉率由原来的10.18%上升到31.17%。案件调撤率由前5年的平均值54.18%下降到28.67%。  一些长期在政府部门上访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也开始走上法律途径。2013年8月,家住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茶都名人苑小区的朱建等12名住户突然闻悉,他们购买的小产权房,早已被开发商偷偷办了房产证,且产权所有人均是开发商。随后,这些群众不断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上访,要求为他们的房屋正名,但一直得不到解决。实行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后,朱建等人到相邻的平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目前,该案已经二审结束,两级法院都支持了群众的诉求,撤销了被告——信阳市房产管理中心违法违规为开发商办理的房屋所有权证。  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说,下一步,他们将实行行政案件立案登记制,扩大行政案件异地管辖范围,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切实解决行政案件立案难、审理难问题,保护普通群众的诉权。编辑:

新华网北京1月30日电(记者乌梦达、孔祥鑫) 记者30日下午从北京市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就北京德内大街93号院业主、江苏省一事,该办公室已经向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发传真函并发特快专递。  该办公室通报称,德内大街93号院业主李宝俊私挖18米深地下室,导致德胜门内大街道路发生塌陷,市政管线断裂,4间民房倒塌,道路和水电供应一度中断,给周边群众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使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通报认为:“李宝俊已经构成违法建设,其他涉嫌违法行为,还在调查。”北京市相关部门表示,截至中午发函,李宝俊仍未到北京市西城规划分局接受调查,其行为不符合代表法中代表应当履行“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的规定”。  据悉,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已经确认收到公函,并已与北京市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指挥部办公室联系。  编辑:

本报记者 庄庆鸿《中国青年报》(2015年02月27日06版)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全面修订了2014年制定的《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7年工作规划)》,形成了“2015年版检察改革五年规划”。  修订后的新版规划,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把“健全反腐败法律监督机制,提高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法治化水平”,单列为新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  这份已印发的文件要求各级检察机关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这将影响今后数年全国检察系统的改革进程。    “2015年版”检察改革五年规划,“新”在哪里?  最高检相关负责人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原改革规划中,“健全反腐败法律监督机制,提高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法治化水平”,在“重点任务”的第一方面“完善保障依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体制机制”下。  新版规划中,这一条被单列为六大方面改革任务之一——“第四方面改革任务”。其他各项任务都各自相应充实了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的改革举措及有关内容。  规划提出,将配合中央有关部门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配合立法机关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推动完善国家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制度。  在查办职务犯罪规范化方面,新版规划提出,要加强职务犯罪线索管理,健全受理、分流、查办、信息反馈制度。明确纪检监察和刑事司法办案标准和程序衔接,依法严格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完善职务犯罪案件初查机制。建立职务犯罪案件跨行政区域管辖制度,规范指定管辖、交办、提办工作。  在侦查、预防职务犯罪信息化和装备现代化建设方面,新版规划强调,将推进,建立健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预防信息系统,“与工商、税务、电信、金融、审计、海关、国土、房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同时,深化司法领域区际国际合作,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  检察改革的利剑,还指向“官员违规被保外就医”。  新版规划指出,要完善羁押、刑罚执行等刑事执行活动和强制医疗监督机制:“完善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和执行的监督机制、分级负责的纠防超期羁押和久押不决工作机制。加强对刑罚变更执行的法律监督,配合建立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网上协同办案平台。完善对强制医疗决定和执行的监督机制。”  2014年12月,贵州省金沙县出现了第一起“官告官”公益诉讼案,涉及诸多法律空白。  新版规划没有忘了这一案。  它提出探索建立健全行政违法行为法律监督制度:“探索对行政违法行为实行法律监督的范围、方式、程序,明确监督的效力,建立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的反馈机制。  在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领域,检察机关也将探索:“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适用范围和程序,明确公益诉讼的参加人、案件管辖、举证责任分配。健全督促起诉制度,完善检察建议工作机制。”    新版规划共提出六大重点任务、42项任务。六大重点任务之首,就是“完善保障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体制机制”。  对这项重点任务,新版规划亮出了诸多“干货”:  一是检察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  二是完善检察人员申诉控告制度,健全检察人员合法权益因履行职务受到侵害的保障救济机制和不实举报澄清机制。  三是建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制度。  四是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检察院。“构建普通类型案件由行政区划检察院办理,特殊类型案件由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办理的诉讼格局。”  五是全面落实部门、企业管理公检法体制改革要求,将部门、企业管理的检察机关统一纳入国家检察管理体系。  根据规划,最高检将推动“省以下地方检察院人员统一管理改革”。“统一管理”包括:检察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检察院政法专项编制统一管理;检察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  新版规划还提出,将完善防范外部干预司法的制度机制,配合中央有关部门,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与监督相关的重点任务,还有第三、五、六项:健全检察权运行机制;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强化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  在呼格案、念斌案之后,“预防冤假错案”,无疑是新版规划的关键词。  规划强调,要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落实和完善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对所有讯问活动、重要取证活动全程同步录音或录像制度。强化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  对怎么纠正冤假错案,新版规划也不含糊。  规划中的这一句备受关注:“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统一错案责任认定标准,明确纠错主体和启动程序。”  最高检的改革,还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挂在了自己头上——“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和防止内部干预制度”。  新版规划明确:“建立检察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防止检察机关内部人员干预其他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依法规范检察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坚决惩治司法掮客行为,防止利益输送。”  这部分的结尾掷地有声:“与有关部门配合建立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的检察人员,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制度。”    改革,以人为本。第二大“重点任务”,是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检察人员管理制度。  新版规划强调,实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将检察人员划分为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建立检察官员额制度,合理确定检察官与其他人员的比例。  检察官职业准入和选任制度也将被完善:“适当提高初任检察官的任职年龄、法律工作年限。根据检察院不同层级,设置检察官不同的任职条件。初任检察官由省级检察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检察院任职,上级检察院的检察官一般从下一级检察院的优秀检察官中遴选。建立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制度。”  其中,备受青年司法工作者关心的,是:“建立检察官专业职务序列及与其相配套的工资制度。”  新版规划明确,要完善检察人员职业保障体系,“适当提高检察人员特别是基层检察院人员职级比例,完善检察人员工资、津贴补贴和福利保险体系”。  这几条均意味着,检察官将不必再因为工资待遇,谋求行政级别上“当官”。  检察院的门也“敞”得更“大”了。  新版规划表示,将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检察官”制度,健全检察机关和法学教育研究机构人员的双向交流与互聘机制。“建立军事检察官转任地方检察官衔接制度”,具备条件的军队转业干部也能当检察官了。  新版规划还提出了“深化检察改革6项基本原则”,强调要将“坚持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作为检察改革基本原则。  其他五项原则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检察工作发展理念和司法理念;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坚持积极稳妥推进。  新版规划中,检察官宪法宣誓制度被正式建立:“经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决定任命的检察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本报北京2月26日电(原标题:“领导干部插手具体案件”将被追责)编辑:

1月16日上午9点左右,李小文的告别时间。告别的队伍排了很长,延绵三百多米,一直延伸到广场的外面。一位前来道别的教授在我们身后喃喃自语:“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人来的告别会。”人群并没有隆重的哀伤,寒冬的早晨,人们排在队伍中,平静等待着依次送别这位67岁的学者。仿佛是某种默契,构成了平淡的氛围。熟悉李小文的人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走得快,没有太长久的痛苦,也算成就了他的传奇。”一位与李小文从美国留学时代起便是好友的科学家告诉我:“我觉得小文现在挺好。在国外,一个人去世是可以为他唱歌的。他这个人的一生是值得庆贺的。”直到进入礼堂,在哀乐中目睹他遗容的那一瞬间,人们才被一种永不再见的悲伤击中,在与他的家人一一握手后,一些人无法抵御地低声啜泣起来。    成就李小文传奇的最重要故事,发生在美国。正是他在美国创立的李-Strahler几何光学模型,奠定了他成为院士的国际学术地位。与他共同建立模型的艾伦·斯特拉勒比李小文年长几岁,两人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艾伦现在波士顿大学任教授。在电话里,他仍如历历在目般回忆起他记忆中的李小文。“小文是1978年来加州圣巴巴拉分校实验室的六个中国学生中的一个。那时的他,比其他几个中国学生要年长,安静、羞涩,也很严肃,对自己的聪明才智还不自觉,也有一些初次出国的不自信。他的英语发音不是很好。在我的印象里,他有一只眼睛的视力也不太好——有时阅读资料时,他需要取下眼镜,把纸张拿得更近一些看。他是个独行侠,基本总是独处。他时常在实验室待很长的时间,也经常工作到深夜。早晨见到他的时候,他时常因为刚工作了通宵而显得睡眼惺忪。”  斯特拉勒把创建理论模型的功劳基本归功于李小文。“李-Strahler模型诞生于他对卫星数据的分析,原来的数据系统所成的数字图像像素很低。他逐渐从卫星捕获的森林阴影的图像中,发现了有趣的规律。他利用森林的几何结构特征,定量刻化了太阳光在森林环境中的光辐射传输过程,从而增加了对光与森林的交互作用机理的理解。我的角色,就是与小文一起发展他的模型。实际上,小文才是这个模型的真正创立者;因为他很羞涩,所以我就成了一个向外界传播他的理论的发言人,在各种学术会议上通过做学术报告,让人们理解它的深刻内涵。”“1985年,这个模型一发布,就在美国学术同行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有人提出疑问,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别的理论显得更好。我向他们解释,小文的理论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它的美感正在于它的简单性——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形将这个理论复杂化。李-Strahler模型被应用在了宇宙飞船上的一些图像矫正工具上,根据这种模型,也产生了一些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地球监测系统分析地球表面图像的产品。后来的学生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模型,增加了模型的精度和实用性。”宫鹏向我解释,这个理论模型,“只有学过电子学的人才能做得出来,还要有数学功底和很好的物理功底。这个模型要解方程,要做复杂的三维几何的东西,仅仅是地学的背景,基本上是做不到的”。而“小文在国内时,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学过电信工程,搞的是电子。他原来的专业是信号处理、无线电等,而这方面的基础,能够支持他去做出这个模型”。  10多年后,正是这个在美国创立的李-Strahler模型,奠定了李小文被选为院士的学术地位。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陈镜明这样向我评价李-Strahler模型:“它被誉为20世纪定量遥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向我回忆道:“1995年,我还是加拿大遥感中心的一位研究科学家。我邀请小文来做一场讲座,由于他的科学影响力,那场讲座吸引了特别多的听众。他说得语速很慢,也带一些口音,但观众们对能够听到他讲自己对遥感科学的洞见,感到很激动。讲座结束后,我为他主持了一场派对。在派对上,他谈了很多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他说,他对世界的哲学观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学的深厚学养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宫鹏回忆说:“2000年的时候,他好几篇文章引用都上百次。那个时候在中国遥感界,还没有什么人比得上他。”  留学时代的生活是清苦的。宫鹏告诉我:“他那批人都是国家的公费,国家每个月给钱。那个时候每个月大概一个人400美元,当时国内教授400元人民币都拿不到。国家投了很多钱,但在美国的生活还是初级,基本上够租房子用,得自己做饭。”李小文生前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在美国时,干得最多的事就是读小说。图书馆里专门有一层楼是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小说,我当时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小说。他们的图书馆是开架式的,借多少都没限制,我每次都提着旅行袋去借书,一次借一袋。我当时最喜欢读金庸,最喜欢《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该做的事情做了,有时间就看看小说,这可能是知识分子最大的乐趣。”  “在美国时,小文曾经把他的太太接了过来,带着他的两个女儿。他太太在美国找了一份工作,这个家庭在美国逐渐兴旺起来。”斯特拉勒向我回忆。李小文为什么回国?他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也不是完全没想过留在美国,只是当年是杨老师(杨世仁)把我们三个人送出去的,后来杨老师当了所长,叫我们回来,我们三个就都回来了。不是我们觉悟高,是杨老师个人感召力强。当然,作为国家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总觉得花了老百姓很多钱,不回国问心有愧。”而斯特拉勒回忆,有一段时间,“李小文开始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两头跑,3个月在美国,3个月在中国,直至后来完全回到中国”。他强烈地想回中国,也对中国的需求非常了解,他想做出一些贡献。如果说在美国,他还因为英文口语的表达受到一些限制而显得羞涩,回到中国,他就不再是一个含蓄沉默的人了。他非常聪明,他很理解思想的力量,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力量。在中国,他能够用这种力量去影响他人、说服他人,获得资源。”宫鹏则告诉我,中国文化对李小文有一种不可割舍的吸引力。“小文在国外,喜欢写小文章,有个华人的编辑群落,做华夏文摘,都在Unix系统上。他写了好多漂亮的小文章,一会儿插队,一会儿下放啊,在稻田里他想什么啊。我们就跟他说,小文什么时候给我们看看集子。他太太吴老师就说,都给他攒着呢。1994年,我担任中国华人海外地理新系统协会会长的时候,他就加入了,在华人圈子里很热心。”  艾伦告诉我,1995至2005年,是中国遥感科技的“爆发期”,中国遥感水平迅速追赶美国,在技术与设备上几乎并驾齐驱。这段时期里,李小文的工作重心都在中国。2001年,他顺利当选院士。  几乎所有我采访的人,都有些犹豫、最终却不约而同地告诉我:“李老师不是一个特别擅长处理复杂关系的人。”这并不是一个太意外的答案。一个极富个性、特立独行又热爱自由的人,怎么会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如鱼得水呢?  李小文指导的一位北师大博士告诉我:“可能是因为李老师长期在国外,受到美国的熏陶要多一些。他经常说‘有教无类’,无论做哪一方面、什么研究,他都给你支持,都让你去做。遥感是一个交叉学科,都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他指导学生,从来不会因为,我的这些项目是做这些事情的,你们就要做这方面的事情,一二三四去做。他从来不给学生限制。你只要有好的想法,去找他讨论,他觉得不错,都会鼓励你继续做下去,而且会给你一些实质性的指导和支持。”“他的领导风格可能比较偏向于民主多一些,集中少一些,大家商量着来做。不像有一些地方,可能领导认为自己的思路正确,就会要求大家去做,去分割做一二三四方面的事情。”这种宽松的治理方式,作为一名学者,无疑是十分成功的。但作为一位院士,也许任何一位局外人都并不真正完全知道他的处境。好几位对李老师熟悉的学者都这样告诉我:“他管理方面的能力,可能比学术方面要弱一些。他是个学者型的科学家。你让他去做行政机构的管理,可能是有些超乎他的能力范围,更并非他心之向往。”  李小文指导的99级博士肖青现在是中科院遥感所的研究员。李小文主持的“973”、“863”等工程的不同项目,肖青一步步跟着做过来,成长为课题负责人,然后开始管理一些项目。他告诉我,李小文基本采取的是宏观管理的领导模式。“我们做遥感实验,一些太细的东西他不会去管。有些时候宏观上,他会把握,他一直强调,做实验要心中先有模型,对整个宏观的科学体系有个初步的概念,成果会更好一些。我们在1999年去禹城做实验(那时李小文还不是院士),李老师就在那儿亲自测量一些东西。我们做‘973’实验的时候,在黑河流域,对整个的实验设计、实验规划他都是全面了解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每个时期他感兴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在有些领域会开拓一下,然后有些人能顶上来,他就是宏观指导了,不再亲力亲为。对一些新兴的领域,他也比较敏感,去年的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他非常关心,关系到国计民生,科研也会有做相关的东西。”但只要涉及教学与学术,李小文都是学者本色,亲历亲为。“很多细的方面他还是亲力亲为的。我自己遇到问题就去先生家,我们都很熟悉他们家。一般是先通过邮件,有一个大概了解,然后到那之后能继续聊,怎么解决。包括后面一些李老师指导的博士生、研究生,李老师都非常喜欢和他们探讨问题,有时候具体问题学生拿不准,我直接让学生找李老师,对学生的指导工作他都亲自进行。”肖青说。  2004年,宫鹏从美国回到中科院遥感所。“当时小文是所长,我是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我们共事6年,其中4年他是我的直接领导。”宫鹏说,“他当时已经是院士了。但我作为他的多年朋友和合作伙伴,没有看出外面有多少改变。当一个遥感所所长就不是简单的事,他是有自信去驾驭复杂的局面的。他基本上采取了放手的领导方式,‘无为而治’,对大家的学术追求不加限制,尽量鼓励支持,不与同行争抢项目。他有时还是很有点江湖气的:谁谁谁,你负责做这一块,谁谁谁那一块;这个事你可以指挥谁谁,办公室主任可以调动,或者科技处长要听你的。他能造出这么一种文化来,让遥感所有些人觉得自己还挺重要的,很有意思。我想,自己不承担项目这一点,他可能受到他之前所长徐冠华的领导风格的影响。徐冠华老师到遥感所后就宣布:‘我自己不承担项目,不申请项目,帮所有的人申请项目。’项目都是别人的,所长并没有承担。”与他亦师亦友的艾伦·斯特拉勒在2005年之前,虽然很多次在美国和中国与李小文见面,“却一直没有听到他谈起过自己当选院士的事情,知道这件事都是很久以后了”。“我也从未觉得他与别的科学家有什么不同,也从未觉得他有过什么改变。”艾伦告诉我,“我知道中国的院士有任命与领导的成分。但我想,小文所扮演的领导角色,是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以自己的性格和科学的理念,去影响遥感基础科学的走向。”  李小文虽然不长于管理之道,但却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正如肖青所说:“他有一种出世的精神。出世能看得更远。”“小文和美国意义上的纯粹院士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宫鹏如此向我评价他,“他坚持生活要简单,走到哪儿也不想穿西装打领带,走到哪儿都想穿拖鞋光脚丫子,他不愿去弄那些形式。这是他坚持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如果执著于这个东西,那他在很多方面也会有执著。即使当了院士,去哪儿做项目委员会专家或组长,他想的都是那种简单的生活方式。

分类:养生

时间:2016-09-07 04:1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