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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揭山西农机腐败窝案

本报记者 田国垒 实习生 项红豆《中国青年报》(2015年07月28日06版)  2014年的3月底4月初,山西联新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新集团”)的销售经理一直在忙一件事——给山西省诸多市区县的农机局局(站)长打电话。  时任某县原农机局局长的张某就接到了联新集团片区营销主管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交代,审计署正在查农机系统人员的经济问题,和审计人员接触时要注意点。张某心领神会,马上派人到太原把3个月前收受的5万元贿款退还给了联新集团。半年后,张某因受贿罪被判刑。  截至2014年年末,山西省检察机关已对山西省农机系统109名工作人员涉嫌贪污受贿、渎职犯罪进行立案侦查,法院对其中二十多人作出有罪判决,其他人员正在由当地法院进一步审理之中。几乎所有犯罪都指向一个源头——联新集团。  联新集团是一家总部在太原、以生产两款被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的玉米收获机而著称的企业。集团法人代表兼董事长刘某在山西颇具名气,有“山西省特级劳模”、“山西省功勋企业家”等诸多荣誉,并当选太原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就是这样一个曾被视为“业界标杆”的企业,却牵扯出了一场震动整个山西农机系统的窝案,揭开盖子的,是审计署太原特派办。     “国家惠农政策和资金很多,但有的地区农民却没有真正得到实惠。审计工作要严肃财经法纪,加强对涉农资金的审计监督,揭露和查处骗取国家专项资金的问题,给不法分子敲响警钟,让农民真正从中受益。”太原特派办审计人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在农机制销领域,联新集团“产销一体”的经营模式颇具特点。虽然只生产两个型号、售价在16万~24万元之间的玉米收获机,但由于单台就可以享受高达8万元左右的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联新集团“5年来就已取得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亿元以上”。  审计开始后,特派办分析了联新集团的销售数据。联新集团开始“挺配合的”,主动提供材料。“猛一看,这个企业每单业务都有完备的销售信息和会计记载。”审计人员介绍说。  “事先做了功课”的审计人员将审计重点放在了两种型号的玉米收获机所用发动机的采购业务上。通过对比发现,该公司销售报表显示5年间销售1500台左右的玉米收获机,但采购明细账却显示在此期间只采购了1300多台发动机。  “玉米收获机像咱们平时开的轿车一样,每台机器的发动机号码都是唯一的,也就是说一台玉米收获机对应一个发动机,这个数字对不上,成了我们关注的重要疑点和线索。”审计组随即确定,重点审计联新集团提供的库存台账,但公司的库管员却以各种借口迟迟不予提供。  为了获取关键证据,太原特派办请该公司提供了相关的业务数据。在纷繁芜杂的数据中,审计人员敏锐地发现了一个Excel文档,这个文档中记录了众多发动机号码,且被分为“原来的号码”、“现在的号码”两个类别。  按现行制度规定,农机生产厂家必须把产品的批号、生产名称、规格、型号、发动机号码、大架号码等信息录入农机购置补贴信息系统。该系统“一年设置一个库”,发动机号码等产品重要信息只能输入一次,重复输入信息的产品则无法取得补贴资金。系统通过对产品关键信息的甄别,防止农机产品被“反复销售”骗取补贴资金问题的发生。  通过数据分析,审计判断,联新集团通过篡改发动机号码的方式避开系统审核,实现反复销售。经审计人员查证,联新集团两种型号的玉米收获机分别使用两个型号的发动机。为了取得比对证据,太原特派办与发动机生产厂家取得联系,并拿到了厂家发售给联新集团的所有发动机号码。  “他们把已销售出去的发动机拆卸下来,将原号码打磨掉,然后找人重新伪造发动机号码后,安装回原玉米收获机上,一台‘全新’的玉米收获机就能再次销售,并取得国家农机专项补贴资金了。每‘销售’一次就能赚取8万元左右的国家补贴。”审计人员介绍称。  据太原特派办查证,联新集团共伪造了270多台发动机号码,仅此一项的涉案金额就高达2500多万元。“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个企业总共只买了1300台左右的发动机,之所以能卖出1500多台玉米收获机,全都是用上面的办法倒腾的。”一位审计人员说。  审计人员在发动机号这一线索上取得了突破,但要想更为完整地掌握联新集团的违法证据,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审计人员在联新集团调取销售数据时,负责销售的主管正在电脑前匆忙地操作着,一看审计署的人来了,赶紧关闭了几个窗口,慌乱之中,一个U盘文件夹引起了审计人员的关注,该文件夹名称显示为联新集团多年的销售数据。  看到这些文件夹,审计人员请销售主管打开文件夹查看,但这位销售主管二话不说就拔出U盘,跑进了卫生间一直不肯出来。最终,在审计组与公司高层的沟通下,销售主管还是提交了U盘资料。在这张U盘的信息中,审计人员找到了联新集团向山西农机系统数十位负责人行贿的关键证据。  审计人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被审计人员和单位拒不配合办案的事儿并不少见,虽然审计法规定了被审计单位有提供材料的义务,但审计过程中,审计工作还是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挠,审计人员甚至受到人身威胁。    至少从表面上看,现行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可谓很严格。农业部作为主管部门,对农机经销商、生产企业和农户的管理审查,甚至对自身履职情况的追究都有详细的规定。但在审计人员看来,这套看似完备的系统却存在漏洞,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据了解,每年春节过后,针对当年农机补贴政策的具体操作实施,山西省农机局都会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研究,并举办培训讲座,给生产企业和经销商讲解当年的具体政策措施。个别别有用心的生产企业、经销商拿到政策后,会回去反复研究,看这个政策措施哪里有空可钻。山西省农机局也在总结之前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堵塞漏洞、完善政策和操作系统。农机主管部门、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的博弈时刻都在进行着。  审计人员介绍,中央拨付给省级的资金和政策是透明的,省里也只是将资金盘子进行切块后下拨,“一旦资金到了县、乡、村这个级别,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  有的县农委会把专项资金切除一块补贴自己的工作经费,有的村干部会提供假名单或列上“七大姑八大姨”的名字,即便有人下去调查,只要村干部一打招呼,这些人就会承认领钱了。“资金一层层往下渗透,最后到农户手里的时候,就会与最初的分配初衷有所差异。”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虽然都是涉农补贴,但“政出多门”且资金较分散,监督起来存在困难。比如说,有些钱今年有、明年不一定有,今年这几个村有、明年那几个村有,时间久了连群众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被照顾的对象。  近年来农机补贴政策也一直处于不断调整完善中。2013年以前,国家对农机购置补贴只到经销商层面,农民是差价购机。如某台机子售价10万元,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两万元,那农民只要8万元钱就能把机器提走,剩下的两万元则由经销商去找农机部门要。  这种机制导致有的农机局和经销商“绑到一起了”。农机局给钱,经销商就能拿到,农机局不给钱,经销商就拿不到。由于补贴总量一定,一些经销商已经销售了农机产品,但却可能领不到补助资金,“在这个政策下,农机局的裁量权就特别大”。  之后,政策发生了变化,实行农民全价购机,国家将补贴款直接补给购买了农机的农民。这一政策看似绕开了经销商这一层面,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由于需要全价购机,不少农民一下子买不起动辄数十万元的大型机械。这时候经销商就想到“帮农民出钱购机”的主意——让购机农户把享受购机补贴的银行卡押给经销商,等补贴款到位了,经销商直接从卡里扣钱。这样一来,农民和经销商就“结为同盟”,甚至联合起来搞虚假销售,经销商可以用很小的代价买通农民,用他们的身份证虚构销售,然后领取高额补贴款。  在审计联新集团的过程中,审计人员发现,山西朔州的一个村子一次性购买了该公司十多台玉米收获机。但审计人员到这个村子暗访后发现,村子里一台收获机都没有。“购买”了农机的农民异口同声地说:“机器卖到河北了。”  “这些都是虚假的,一些公司就是利用农民的身份证走个手续,把机器拉到农民家放几天,然后再运回厂里,骗取国家专项补贴。”审计人员介绍说。     实行农机补贴政策前,农机局是一个“比较弱势”的部门,“经销商不理,农民不认,连生产厂家也不把这个部门当回事儿”。  可从2006年起,伴随逐年掌握着越来越多的农机补贴资金,地方农机局越来越受到重视。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农机局自身也通过“设置审批”等方式,“自行赋予了诸多权力,而且不少审批权都游离于行政审批权限之外”。例如,农机生产企业要在区域内生产销售某型号的农机产品,要有试产(定型)证书、推广鉴定证书,然后才有机会进入当地的农机推广目录和补贴目录,进而才能享受国家的补贴。  对一个农机生产企业来说,获得国家农机补贴至关重要。例如,某型号的玉米收获机,国家按照市场价格的30%给予农机补贴,如果没有补贴,那么该产品在市场上则没有竞争力,“甚至一台也卖不出去”。  可以说,能否争取到农机购置补贴关乎农机生产企业的生死存亡。各农机生产企业都想尽办法挤进地方制定的“农机产品省级推广目录”,而谁能进目录的权力掌握在各地方农机局及其所属鉴定机构手上。  在某市农机局局长梁某受贿案中,联新集团的董事长刘某亲自出马行贿,刘在证言中称:“我想总有用得着他的时候,平时送点钱拉拉关系。”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掌握的多份判决书显示,联新集团分布在各地的销售经理也存在大肆向当地农机局行贿的事实。其主要目的是,请农机局帮忙推销该公司生产的农机和在审核程序中予以支持,“行内的潜规则是卖一台机器给农机局(站)长提成1万块钱”。  此外,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有些农机局也对经销商的“注册资金”“财务核算”等做出明确规定,必须接受农机部门监督;同时,享受补贴的农民也需要农机局审核把关,要把户口本、身份证、村证明给农机局审核;农民买了大型机具,也要到农机局上牌。  “我们相信农业部设置这么多权力的初衷是好的,目的是想监管好这块资金,但设置了这么多权力后,整个补贴链条上的所有各方都要围着农机局转,这很容易滋生腐败。”审计人员说。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初衷是好的,“一个政策补两头,一边补了农业,一边还补了工业,可以说是双惠的,但这么一个好政策却被少数一些人念歪了”。审计组通过查处山西农机补贴窝案后,对这一政策有了更多的思考,并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审计意见和建议。  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简政放权”。审计人员对记者介绍,对农机经销商的审核和农机产品的把关是可以交给社会的,第三方机构和质监局都可以做,斩断利益链条的最好办法就是回归市场,去除不合理的权力。  关于补贴机制,审计人员认为,避免农机补贴腐败的发生,还需要从制度上做出优化,“市场可以优胜劣汰,哪家产品好,农民就愿意买哪家的产品,政府部门不需要干预太多,只要把好质量关就可以了”。(本文企业名称和人名均为化名)  (原标题:

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的很多农民发现,自己竟然莫名其妙背上了贷款且逾期未还,贷款银行是天镇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天镇县信用联社)。此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因为担心自己遭遇同样的事情,纷纷到当地人民银行排队查询。  据权威人士介绍,一旦出现被人冒名贷款的情况,贷款逾期未还且银行没有及时核销,当事人很可能被列入信用“黑名单”,不仅今后无法贷款,还将面临被追债的境地,名下银行存款也很可能因此被划转。  近日,记者赶赴当地调查,得知银监部门已经责成天镇县信用联社自查。当地警方表示,已有50多人因“被贷款”前来报案,但尚未立案。      公开资料显示,天镇县位于大同市东北端,地处山西、河北及内蒙古三省区交界,是我国扶贫开发重点县。  7月7日下午1点左右,记者来到人民银行天镇县支行门前,当时有20多位农民或站或蹲,等待银行开门上班。  据悉,这些农民都是前来查询名下是否有贷款的。因为已经拿到了查询预约号,所以才有机会前来查询。  记者注意到,在人行大门旁贴着一张《通知》,大概的内容是今年个人信用报告查询预约号已发完,农民再预约查询,得等到2016年1月4日以后。若有人着急查,也可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或到其他金融机构查。落款写着2015年3月31日。  记者在人民银行天镇县支行门前待了40多分钟,这期间又陆续来了10多位当地农民,他们在咨询得知有预约号才能查名下有没有贷款的消息后,有的抱怨几句离开,有的则留下想碰碰运气。大家均称,没文化,不会上网,只能等着人行给查。  前来查询的农民们反映,大约是在2014年底,当地传出有人到当地农村信用社贷款,结果被信用社告知其名下已有贷款,且逾期未还,已被列入信用黑名单,还面临被追还贷款的境地。此事传出后,不少人到信用社查自己是否也被冒名贷款,结果发现“被贷款”的人还真不少。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人民银行天镇县支行查询自己的信用记录,为保证正常工作运转,该行开始发号预约查询。    在人民银行天镇县支行办公楼的二层挂着块牌子,上面写着关于如何查询个人信用报告等内容,红色字体非常醒目。  查询室设在第3综合业务部,门前堵着一张桌子,前来查询的农民蜂拥着站在桌子前,交预约号领取查询申请单,再趴在桌上按要求填写相关身份信息。接到填好的查询申请,办公室内一年轻的工作人员便开始登录人行个人信用查询报告的页面,并将查出的个人信用报告打印,交给对方。  查出名下没贷款的人略显轻松地离开;查出有贷款的人,则略显担心地到另一间办公室登记。一名负责查询的工作人员说,负责查询工作的共两人,经他查询的人中有数百人表示自己被冒名贷款。当记者追问这个结果是多长时间内查出的时,对方回答,没多长时间。  此后,记者又来到负责登记发生“被贷款”情况的办公室。在该办公室的桌子上放着登记单,当时上面显示10余名村民“被贷款”近200万元。除了姓名和贷款金额外,还有来自哪个村、本人手机号码等信息。  记者在登记单上看到,最早被贷款的时间是2010年1月30日,最近一笔发生在2014年的12月24日。玉泉镇滹沱店村一位村民名下有5笔贷款,每笔贷款的数额从1万元到5万不等,总额为18万元,贷于自2012年12月16日至2013年9月30日的9个多月内。记者采访中看到,“被贷款”的人提供的个人信用报告显示,贷款银行均为天镇县信用联社。  据悉,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来自天镇县信用联社。当日下午,是该单位保卫部一名安姓工作人员值班,他称自己刚被派来负责登记不久,不掌握共有多少村民“被贷款”的情况,也不方便透露相关情况。      今年53岁的夏尚瑞是玉泉镇石家庄村人,其于今年6月16日在人民银行天镇县支行查出名下有两笔贷款,每笔10万元,两笔贷款均发生在2013年9月,前后相差5天,贷出机构为天镇县信用联社,到期时间分别为今年的9月24日和9月28日。  夏尚瑞说,他本人没从银行贷过1分钱,他们家一共4口人,自己农忙时种庄稼、农闲时跟着建筑队出外打工,根本就没有贷款需求。  2014年底的一天,夏尚瑞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村里有人查出被冒名贷款,让他也去查一查。夏尚瑞说,当时自己在别的村帮人盖房子,他急忙赶回家,到天镇县信用联社下级单位城关信用社查询,对方说没有贷款记录。  没过多久,夏尚瑞又接到弟弟电话,对方说有邻居看到了城关信用社的账本,他的名下有10万元贷款。“我又赶回家,次日到城关信用社查,说我名下的确有10万元贷款。”夏尚瑞说,当时,城关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会尽快处理!”  夏尚瑞不放心,又于今年年初到人民银行天镇县支行人查询,“一查,我名下竟有20万元贷款。”夏尚瑞很担心,眼看这两笔贷款就到期了,他找了城关信用社、天镇县信用联社、县委、公安局等部门,至今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  因担心还款逾期被列入“黑名单”,更因为听说银行追款时可能会直接划走自己其他银行账号中的钱,夏尚瑞称很多人都说不敢把钱存银行了。  夏尚瑞说,他兄弟4人有3个查出被冒名贷款。    7月8日中午,记者来到天镇县玉泉镇鲍家屯村。听说记者是来采访“被贷款”事件后,很多村民先后赶来,拿着个人信用报告诉说自己的遭遇。记者注意到,这其中有多笔贷款逾期未归。  今年33岁的罗永名下有4笔贷款,时间分别为2012年6月11日、6月13日,2012年10月15日、10月30日,4笔贷款数额分别为5万元、7.5万元、5万元、5万元。信用报告显示,4笔贷款中有两笔已经还上,但是逾期还款,目前还欠着两笔共12.5万元未还,也已逾期。罗永说,自己没有贷款,也不知道是谁还的钱。  “我儿子就在家种地,没贷过款,原来查到说有10万元,再查说还上了,我们又到人行查,结果又查出还有两笔贷款,至今还差12.5万元没还。”罗永的母亲说,她很担心儿子的信用记录被拉黑,更担心此事会殃及家里的存款。  今年55岁的闫建武名下的贷款同样也产生了逾期。其信用报告显示:2012年9月29日贷款5万元,2014年9月28日到期,但该笔款项至今未还。闫建武称,自己就在家里放羊,平时也没啥大花销,更不用贷款,“也不知道那5万元钱被谁贷走了!”  村民反映称,该村被冒名贷款的有四五十人,还有很多人尚未查询。  该村一名姓闫的村民也曾“被贷款”。他在与记者通话时说,他是在2014年底发现“被贷款”的,与其他村民相比,他反映问题时更强硬一些,甚至要去北京。闫某说,事后他名下的贷款已经被处理完了,其中内情不方便说,“每个人还得靠自己想办法”。  据记者统计,在7月7日、7月8日两天的采访中,反映“被贷款”的人过百,“被贷款”数额从2000元至80万元不等,贷款总额逾1000万元。        据人民银行天镇县支行一名何姓负责人介绍,以前来查个人信用的人比较少,后来要求查询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从今年3、4月份开始。为此,人行安排了两名工作人员,一刻不停地查也查不完,这已经严重影响了人行的正常工作,所以从今年4月19日开始,人行采取发预约号的方式进行查询。  该负责人称,目前是每天只查50个号,每周查4天,每周四不查。从去年3月至7月8日,人行已为4000名农民查询了个人信用报告,今年内还将为近5000名农民查询个人信用报告。  该负责人表示,人行只负责为农民查询个人信用报告,至于目前有多少农民“被贷款”,天镇县信用联社应掌握该情况,因涉及到个人隐私,人行只负责查询,其他一概不管。      在天镇县信用联社,两名门卫禁止记者进入该社办公大楼,并称贷款并非联社发放,记者应该去找城关信用社解决。  记者通过114查询到多个天镇县信用联社的电话,均无人接听。记者从知情人处了解到天镇县信用联社主任吕某的手机号码,虽经多次拨打并短信请求采访,但均未获任何回应。  据了解,此次发生农民“被贷款”事件中的贷款银行均为天镇县信用联社,但实际贷款是从天镇县信用联社下属的城关信用社、米薪关镇信用社、三十里铺乡信用社、南河堡乡信用社、张西河乡信用社等基层信用社贷出的。  7月8日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城关信用社,该信用社位于三层的办公室均挂着“主任”“副主任”的门牌,但整个三楼空无一人。  在该办公楼二层,记者碰到一名工作人员,其称原来的主任姓冯,已多日没来上班了,信用社新来的一位张姓主任不了解具体情况。  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冯某手机,并发短信向其询问相关情况,可截至发稿时冯某也未回复。      当天中午,银监会大同监管分局天镇县办事处一负责人称,城关信用社主任冯某已于去年被免职。当记者追问冯某被免职是不是因为“被贷款”事件时,对方一言不发。  该负责人称,天镇县信用联社是各家信用社的上级单位。目前,大同市银监局已通知天镇县信用联社就“被贷款”事件进行自查。银监局办事处所能做的,也只是制定一些政策和规范,在具体操作中,若发现有基层银行出现违法、违规等问题,或有信用社领导参与贷款诈骗等行为,这需要公安机关处理。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联社仍在自查,若查出农民反映冒贷的情况属实,如果农民事先知道被冒名贷款,那么贷款人和被贷款人属于联合诈骗,如果农民事先不知道被冒贷,贷款人属于贷款诈骗,若信用社有领导或工作人员参与其中,受贿、渎职或参与贷款诈骗,均应交由司法机关调查处理。      7月7日下午,记者随多名持个人信用报告的农民到天镇县委、县政府反映情况。在门卫指引下,记者随同他们来到天镇县纪委信访办公室,一名负责人明确称,此事不应由纪委负责,农民应向天镇县公安局报案。  随后,记者随同多名农民来到天镇县公安局,并在一值班警察的指引下到经侦大队报案。在经侦大队,一值班警官回应称,目前已有50多名农民前来报案,反映被冒名贷款的事,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的,数额应在100万元以上,或者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的。目前,单笔数额都不到100万,不够立案标准。“这个还得靠联社自查。”该警官称。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亚曾在金融系统工作多年,他表示,被冒名贷款对个人的影响非常大。贷款一旦逾期,其征信系统便呈不良状态,这便进入大家普遍认为的黑名单状态。  李亚称,作为银行来说,其是资产端,是审核的主体,应该要求贷款者面审、面签等,履行既定的严格程序。贷款程序是在银行前端进行的,而在银行后端,因其不能识别该笔贷款是不是被冒贷,所以在公安机关认定之前,银行后端会推断就是贷款人所贷,所以被冒名贷款的个人将面临被催收的境地。作为资产端,银行会穷尽一切手段来维护银行的利益,而且若该笔资产数额比较大,银行则会进入诉讼、执行程序,会执行走贷款人的其他财产。  对因贷款逾期未还而进入黑名单的个人而言,该人今后不可能从任何金融机构贷走任何款项。一旦经诉讼程序纳入法院系统的黑名单,那么个人便不能再乘飞机出行,不能过边防出国。假如个人的活动不出其村庄,没有贷款、出国等外事活动,那么此人若有收入存入银行,其存款也有可能会被银行直接划走。      至于消除个人信用黑名单问题,李亚称,如果确定被冒名贷款,被贷款人应向贷款单位提出核销。  李亚建议涉及此事的个人应该立即报案。他指出,此次事件中,各乡镇所设的基层信用社是天镇县信用联社的储蓄网点,其建议个人到天镇县信用联社递交核销贷款等申请。若联社不予回复,农民可以向其上级单位或监管部门予以反映。  著名刑诉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分析,此事调查难度不大,贷款需要手续,手续上有签名。“被贷款”人提出问题后,银行核查贷款协议上的签名就能看到真相。  洪道德称,“被贷款”的人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共同诉讼,首先确认所有原告都是被冒名贷款,所有原告没有任何过错。      李亚称,贷款诈骗数额应该累计,因为都是同一个贷款诈骗行为。首先要看银行内部人员是否有失职行为,其面临着被解除劳务合同和行政处分等问题;若是银行内部人员和贷款人联手欺诈,那么就是犯罪,有可能构成贷款诈骗罪、非法骗取贷款罪或银行人员贪污受贿罪。  洪道德认为,“被贷款”构成贷款诈骗,当地公安经侦部门应立即予以刑事立案。关于涉案金额的问题,洪道德指出,不是指一起的涉案金额是多少,而是可以累计,若累计数额超过了100万元,公安机关就应立即立案。  京华时报记者张淑玲(原标题:大同农民频繁“被贷款”调查)编辑:

中新网7月10日电 据台湾《时报周刊》报道,“当天现场火势沿地面扩散,导致伤者大多寸步难行,只能坐在地上呼救,任由脚底的皮肤犹如脱掉的手套般,在半空中晃动!”台湾尘爆发生两周后,马偕医院急诊科蔡姓医师回想起的情景,仍心有余悸。  7月1日才刚升上主治的蔡医师说:“能逃过这场灾难,也许老天要我留下来救更多人。”想起当天,他说:“即使是急诊科医师,面对大灾难,手上没有任何急救工具,能做的跟一般人无异,只能找水帮忙降温。”  6月27日晚上,蔡医师跟急诊室几位护士相约至八仙乐园玩水,到现场才晓得,原来不是玩水行程,而是“Color Play Asia”,但心想“既然来了,就开心一点”便跟同事在舞池一隅听音乐。  “突然间,前面的人潮不断往我身后跑,第一时间,我以为是主办单位准备了特殊表演,所以舞池前方的人要清空让表演顺利进行。”蔡医师说,下意识地,他将目光朝向大家远离的中心点看去。  回想当时情景,他用“恐怖”二字形容。他从人潮缝隙中看到满地乱窜的火,还来不及反应就被人群推着往前跑。抵达安全处再回头,只见现场宛如人间炼狱,触目所及的都是疼痛嚎叫的伤者。  他看到很多人在逃离火场的过程中被推挤,失去重心跌倒,让火烧到双手、脸孔,和身体其他部位。身为急诊医师的他,第一时间脑子里浮出了“灾难现场”4个字,平时急诊教科书里常提及的灾难应变等措施,突然间都鲜明了起来。  正准备应用所学,协助现场伤员撤离,并初步检伤分类时,他却被眼前的场景震慑,因为患者远比他所估算的多上数倍。蔡医师眼神透露出无奈:“我是医师,但遇到这场大灾难,没有任何急救工具或器材的我,能做的其实和大家一样,只能把病患抬到安全地方,等待救护车。”  蔡医师坦言:“自己虽受过专业训练,但和未曾受过医疗训练的民众无异,只能一面口头安抚、一边奋力撑起他们无完肤的肢体,来来回回将伤者送至约百米远的水池静候救援。”当下,他有很深的无力感,只觉得愧对自己所受的训练。(原标题:台医师回忆尘爆夜:烧烂的皮肤像脱掉的手套)编辑:

截至6月23日,全国海关共查证走私冻品42万吨,包括牛肉、鸡肉、三文鱼、银鳕鱼等,不少冻品因超保质期腐败变质,有些甚至是“二战时期一些国家战争储备品”。一些牛肉进入西餐厅一小块就卖三五百,网购平台也成为走私冻品“集散地”。编辑:

【编者按】8月3日,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巡视工作条例是党内监督之利器,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依规依纪管党建设党的有力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内容和方式都做了重要调整和改变,为《条例》修订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今天开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和客户端推出“《巡视工作条例》背后的故事”系列文章,请中央巡视组有关同志、有关省区市纪委和巡视组同志讲述巡视工作中一个个具体事例和生动故事,分章解读条例,推动贯彻执行。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必先全面从严治党。巡视是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是反腐败斗争的利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巡视工作的方针,要求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围绕“四个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做到巡视全覆盖、全国一盘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是党内监督“利器”,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制度保障。    “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党内监督,规范巡视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条例》第一章“总则”开宗明义,明确修订《条例》的目的。  巡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支撑和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深化,巡视与“四个全面”紧密联系,服务全面从严治党,发现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强,发挥了震慑、遏制和治本作用。  全面从严治党,要靠全党、管全党、治全党。《巡视工作条例》是规范巡视工作,强化党内监督的重要基础性法规,对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要求,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必将发挥重大作用。    “十八大以来,我一直在中央巡视组工作,巡视对象中有地方,有国企,还有高校。巡视发现了一批问题和线索,有的还很严重,比如,有的单位把党组会放到五星级宾馆去开。有的领导用受贿的钱去建家庙,还要求下级单位领导干部捐钱修家庙。在一所大学巡视时,了解到一些院所,竟然没有老师愿意担任党支部书记。还有些地方出现窝案,有时一拎一串。”  “从我们巡视的地方和单位看,党的领导弱化、主体责任缺失、管党治党不严是带有共性的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必须认真执行《巡视工作条例》,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不断深化拓展巡视工作,让利剑高悬、震慑常在,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支撑。”    巡视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条例》遵循党章,再次明确:“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建立专职巡视机构,对所管理的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进行巡视监督,实现巡视全覆盖,全国一盘棋。”“开展巡视工作的党组织承担巡视工作的主体责任。”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各级党委应该承担主体责任,做好巡视工作是落实主体责任的具体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组每轮巡视情况综合汇报已经成为惯例,习近平总书记每次都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  党委承担巡视工作主体责任,意味着党委既是领导主体,也是工作主体、推进主体。对巡视工作,党委要坚决负责,主要领导要带头尽责,班子成员要积极担责。党委“一把手”是巡视工作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党委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要配合“一把手”落实好巡视各项工作。    2014年9月4日至10月11日,湖北省委巡视组对武汉市蔡甸区进行巡视期间,发现前任区委书记、现任市发改委主任吴清涉嫌严重违纪。在巡视组与其约谈时,吴清藐视巡视、态度恶劣,竟然拍桌子说狠话,出口伤人、对抗组织。湖北省委“五人小组”听取该组汇报后指出:“要提高巡视工作的威慑力度。这次一定要抓典型,凡是对巡视工作有抵触的,像武汉市发改委主任那样一种态度,就要处理。一个党员干部,对巡视谈话监督都这样,如何对待群众?如何对待一般监督?简直是胆大包天!这样的事情要抓典型,要震慑。”2015年5月,吴清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武汉市纪委纪律审查。省委高度重视,压力层层传导,湖北省委巡视组加大马力,满负荷运转。2014年,湖北省委巡视组仅用10个月的时间就巡视了52个地区和单位,实现了对17个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的新一轮巡视全覆盖。各巡视组发现领导干部违法违纪问题线索达2667件。  “中央、省委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办理情况,我们要加强检查督导!”黑龙江省委掷地有声。省委常委会先后4次专题研究巡视工作及移交问题线索,多次听取汇报、作出批示。通过对中央、省委巡视组移交问题线索办理情况进行检查,推进了全省纪律审查工作的深入开展。截至今年6月底,省纪委查处违纪违法问题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312.5%。  对县专题巡视、如何开展“一托三”巡视、实现巡视全覆盖任务……研究巡视已成为安徽省委“五人小组”会议的常态化内容。今年3月至7月,采取“一托三”方式,对5个省辖市及所属10个县区开展了常规巡视,对3个省直单位和6家省属企业开展了专项巡视,发现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781件。    《条例》与时俱进地对巡视工作指导思想进行修改和完善,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落实中央巡视工作方针,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促进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巡视工作必须以中央巡视工作方针为总的遵循,深化“三转”,找准职责定位,始终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围绕“四个着力”,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根本任务,瞪大眼睛去发现巡视对象在腐败、作风、纪律和选人用人上存在的问题,充分发挥“利剑”作用,为推动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2013年5月,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江西,刚开始面上谈话并没有发现很有价值的线索。于是,拓宽谈话范围,加大个别谈话力度。“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众爱喝大酒,交际面很广。”断断续续中,听闻到这样一些议论。这是大问题吗?要不要查?巡视组经过研究决定,“不放过一丝疑问和线索!巡视要延伸监督,到陈安众担任过市委书记、市长的地方,深入了解情况,想尽一切办法发现问题。”  巡视组来到陈安众曾任市委书记的萍乡市了解情况。“陈书记有个毛病,爱喝酒,喝完酒还喜欢找女孩子跳舞、去桑拿洗个脚……”有萍乡干部群众这样反映。随后,巡视组又赶到其担任过市委书记的九江市“挖”情况。结果,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与萍乡基本一致。有一个副市级领导甚至提到,有一次被陈拉去桑拿洗脚,后来发现情况不对,这个领导半截偷偷离开了。此后,巡视组不厌其烦,再次奔赴陈曾工作过的景德镇,听到“陈市长为一些老板揽过项目……”喝大酒谁埋单?都交哪些朋友?经过深挖细查,发现原来他喝酒吃饭都有老板当“钱袋子”。巡视组及时将问题线索移交中央纪委,陈安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很快就被查实。  “巡视组真是火眼金睛!”“看来巡视组动真格的了!”巡视组创新方式方法,因地因人因事制宜,快速移交问题线索,使震慑力“立马兑现”。巡视过后,江西省认真整改,从一件件具体问题抓起,比如开展干部收送红包礼金等专项治理,目前全省共收到党员干部上交的“红包”及其他违纪款1.56亿元。(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吴晶)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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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1-10 05: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