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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偷情网站数据曝光 内地上海用户第一

拥有3700多万注册用户的全球知名婚外恋在线约会网站“AshleyMadison”于上月被黑,共计3300多万用户的个人资料统统被黑客窃取并被公布在网上。这下已婚的用户们可得好好想想怎么跟自己的另一半解释为什么自己的个人资料会被公布在网上。  至于说到为什么要黑进AshleyMadison的网站?黑客们表示用户得交19美金给这个网站才能注销掉自己的资料这实在是太坑爹了!所以就把这个网站给黑了。  如果你认为国外知名网站向来都没有中国人的份的话你就错了。现在公布的用户资料中,有超过1万个邮件地址是以“。hk”结尾,其中有15个以“。gov.hk”结尾的香港政府邮箱地址。  你以为中国的用户都集中在香港,内地并没有人注册这个网站?Too young!有图有真相!下面热点图是由西班牙的一家数字代理商Tecnilógica根据泄露的数据制作的一张AshleyMadison全球用户分布图。  早在2013年AshleyMadison.com登陆香港时,就受到了很多香港宗教和社区团体的批评。然而创始人彼得曼称在AshleyMadison登陆香港之前就收到了64万来自中国大陆的登陆请求(发送请求的用户你们好,记得去泄露的个人资料数据库里认领一下你们的邮箱),并且认为中国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注册用户只占中国总人口的0.01%,但是鉴于中国人口基数总共有13.6亿那么多,额,这么一算下来,还是非常多的。而根据地图2的红点数据显示,台湾、香港的用户最多,轻松过万。  如此多的中国用户在AshleyMadison上寻找外遇似乎跟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相悖,然而中国人对婚姻的忠诚度真的如我们想象中的一样吗?  一份2012年发布的针对中国人不忠行为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的女性比起其他国家的女性更容易出轨。这个研究由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以及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多位学者联合发起,一共调查了3,567名年龄在18-49岁的人。89%的研究对象已婚,剩余的11%都是与恋人同居同居或与恋人维持稳定恋爱关系。  尽管74%的受调查女性以及60%的男性都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出轨,但是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男性结婚后的出轨率是13.6%,这个数据跟其他国家已婚男性平均13.2%的出轨率较为接近。  而中国女性结婚后的出轨率则是4.2%,远高于其他国家平均0.8%的已婚女性出轨率。这一数据甚至高过美国、法国、澳大利亚以及意大利,只低于挪威、英国以及喀麦隆这三个国家已婚女性的出轨率。  至于为什么男性的出轨率会高于女性?研究人员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得出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男性更容易接触到出轨的前兆,比如说婚前性行为,手淫,旅游,独立的社交生活以及高收入。二是在接触到这些出轨前兆的时候,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作出回应。在接受调查的人中,59.2%的男性属于高收入人群(月收入高于1000元),而高收入的女性占受调查女性的36.8%.研究人员从样本数据分析得出,男性较之女性有更高的收入,且“收入高”这个因素对男性出轨率的影响大于女性。高收入的女性的出轨率为4.9%,而高收入男性的出轨率则达到25.8%.在各种影响出轨率的不同因素中,对女性出轨率影响较为明显的是移民,低收入的伴侣以及爱的缺乏,而对男性出轨率影响更大的是出轨的机会。  意思就是说当男性独自出去旅游,与伴侣异地居住,或者在社交活动中常与异性接触时,他们就更容易出轨。

中新网8月19日电 近日,社交媒体上出现“高铁桥墩惊现裂痕悬空触目惊心”的视频,引起不少网友关注和转发。广州铁路公司今日通过其官方微博表示,该传闻不实,该视频早在2013年10月18日已出现,广深港公司于2013年10月19日已通过中央电视台、羊城晚报等媒体对该事件做出回应。(原标题:广州铁路:“高铁桥墩惊现裂痕悬空”传闻不实)编辑:

参考消息网9月9日报道 港媒称,香港的人力资源专家和学者称,比起20年前,现在许多大学毕业生都不那么刻苦,也不那么愿意面对挑战,这降低了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9月9日报道,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助理院长李兆波发现,许多香港毕业生在职场上都表现平平,他们不达标的工作态度导致许多雇主更愿意聘请来自内地的毕业生。  李兆波说,曾有一名雇主说,一名管理培训生觉得去工地很辛苦,他的父母第二天更致电其上司投诉。  港府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去年,香港的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比起20年前的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升高了1800港元(或上升20%),升幅远低于同期通胀,也低于同期学费和楼价的增长。  与前人相比,李兆波认为,今天的年轻人难以应对挑战,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李兆波说:“10年前,大学毕业生会做足120%,争取表现,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从工作中学习,而且希望保持竞争力。现在的年轻人只愿意做八成,他们觉得,'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做多少事'。我的朋友有次开玩笑说,现在要升职太容易了,只要和其他所有懒人相比,你把工作做对就行了。”  李兆波还说,内地学生表现得更好,因为他们重视他们薪资和工作环境,这使得他们在市场上更具吸引力。  他说:“现在年轻人和上一代相比,技能更少,更不愿意学习。很多雇主都对年青一代感到失望。”  安俊人力资源顾问董事总经理周绮萍说,今年,公司决定聘请大学毕业生的职位下降了15%。她的客户出月薪10000到12000港元,想请一名营销或行政助理,同时愿意出月薪14000港元,聘请一名移动应用程序员。  周绮萍说:“20年前,大学毕业生是真正的人才。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如果年青一代不那么有能力,他们凭什么得到更高的薪酬?”  她还认为,经济不景也是年轻人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不是只有他们,专业人士也这样。”  上个月港加入公关行业的毕业生John Lee觉得这些说法尖刻而不公平。  他说:“我觉得他们在举一些极端例子。我月薪11500港元,不是很多,不会让我发达,但我觉得可以了。我很努力工作,以向我的上司证明,我是有能力的,而且值得更高的薪酬。”编辑:

至少73个被脑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家庭还在眼巴巴等着“星光专项基金”伸出援手,但这个以救助脑瘫患儿之名成立的基金早在两年前就已夭亡。  与启动之初,民政部官员到场支持,央视《星光大道》节目频频倡议,陈坤、李玉刚等明星义演募捐的喧哗相比,“星光专项基金”的终结显得异常低调,主管单位只是在其官网项目介绍中加了“已结束”三字。没有相关报道,连发起人都不知其已不存在。  事实上,这个基金存在的不到两年里,外界难以获知其募款多少,用在何处。这样的情况并非只出现在“星光专项基金”。据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对244个专项基金进行的监测,结果显示,只有18%的专项基金通过各种渠道公开了相关信息。  不透明的专项基金背后隐藏着什么?星光专项基金夭折后,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个共募集140万余元资金、67万余元物资的基金,其管理费、行政支出及人员支出超过募集现款总额的一半,近86万元。  有公益界人士指出,星光专项基金的夭亡,折射出的是我国慈善专项基金管理混乱、监督失效、追责机制不健全的现状。  陈银华绝望了。  这个晒得皮肤黝黑的重庆汉子咬着牙对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女儿说,“走,咱们回去。”  陈洪“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15岁的她出生时因缺氧导致脑瘫,被认定为二级肢残,15年来,陈洪大多数是躺着度过的。  今年7月,陈银华带着女儿和家中仅有的5000元积蓄,又借来5万余元进京治病,他们找到中国武警总医院。  陈洪的母亲常年患病,全家仅靠陈银华维持生计。他掰着指头算,每晚15元的陪床费太贵了,他一直睡地上,靠吃泡面充饥。在京14天,生活费只花了500元。  带来的钱还是没了,全部用于陈洪的腰椎穿刺手术。  医院建议继续留院休养,陈银华狠心拒绝。  回去,意味着陈洪可能一生都再难有好转的希望。  “这些家庭真是挺难的,只可惜基金用不了了。”陈银华的遭遇,让安沂华又念叨起“星光专项基金”。  这位武警总医院干细胞移植专家说着说着就拍了桌子,“这个基金是武警总医院参与发起、专门用来救助脑瘫患儿的慈善基金,光我知道的就收了一百多万捐款,可我们只为两批14名患儿申请下来共25万元,其余的都没影了。”  来自甘肃兰州的14岁脑瘫患儿祁艳婷,曾一度接近星光专项基金。  2011年7月,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祁艳婷在武警总医院花费5万多元做了干细胞移植手术。此时,她的家庭已拿不出一分钱,连药都吃不起。  后来他们听说了星光专项基金,并递交了申请材料。  4年过去了,祁艳婷还在等,原本手术后已经学会站立的祁艳婷病情已再度恶化。  “现在光是睡,也不能坐,感觉快没希望了,”祁艳婷的母亲仍旧想着基金能够发放,帮助女儿进行第二次手术。  武警总医院统计,像祁艳婷这样的递交过申请材料却还没有得到救助的患儿,至少还有73名。  事实上,安沂华提到的星光专项基金,就是为那些脑瘫患儿设立的。  “中国有几百万脑瘫患儿,需要帮助的太多”,让安沂华尴尬的是,他的科室每月收治的上千脑瘫患者,部分患者家庭极端贫困,他和科室同事除了给一些患儿捐钱外,只能在各种场合呼吁为脑瘫儿成立救助基金。  2010年11月,一则“双胞胎脑瘫姐妹急需救助”的新闻,引发社会关注。安沂华回忆,医院免除了两个孩子的部分手术费,他和同事也捐出了部分奖金。  转机随后出现,央视《星光大道》栏目组听闻此事,来医院看望这对姐妹。  之后,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后改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简称福基会)副理事长张仲、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简称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执行主任宁密、副主任马佳年分别找到安沂华,称可帮助医院成立救助脑瘫患儿的公益基金。  2010年12月2日,在《星光大道》录制现场,安沂华呼吁关爱脑瘫患儿。张仲、宁密等人宣布,将成立专门救助脑瘫儿童的康复基金。  2011年8月21日,由中国民营企业家协会、福基会、中国人口宣教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慈善晚会上,“星光专项基金”的前身“儿童星光基金”宣告成立。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不具备法人资格,基金进行的任何公募活动,都必须以基金会名义进行。因此,“儿童星光基金”以“挂靠”形式成为福基会名下的专项基金。  基金成立现场,在民政部官员和陈坤、李玉刚等影视明星助阵下,发起了针对该基金的拍卖和募捐。公开报道显示,截至当年10月31日,基金共募集善款140万余元。  2011年7月26日,福基会,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和安沂华共同签署“儿童星光基金(项目)合作协议”。  协议显示,三方约定设立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张仲、安沂华、宁密、马佳年及武警总医院医生王晓东等7人。各方共同提出项目方案,报基金会同意后,由管委会根据项目进度报基金会审核支付费用。但王晓东表示,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一身份。  令人意外的是,“儿童星光基金”在成立两个月后“转会”了。  福基会一负责人透露,2011年九、十月间,作为该基金管委会秘书长的马佳年找到福基会,提出将基金转到儿慈会,理由是福基会“放款慢”。  关于“转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邓国胜认为,基金与基金会的关系是“挂靠”,“转会”属于重大变更,如果基金会同意转走,基金管委会又能一致通过,就可以“转会”。  “马佳年过来找签字,有时候签字的领导不在,但她又急着要,那怎么办?”福基会副理事长、“儿童星光基金”管委会主任张仲回忆,福基会本可拒绝马佳年转走基金的要求,但感觉对方可能也有为难之处,最终还是同意了。  受赠方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下简称“儿慈会”)常务副秘书长姜莹回忆,宁密和马佳年找到儿慈会,希望将“儿童星光基金”纳入儿慈会名下。  “她们认为儿慈会更符合基金的定位”,姜莹提到,宁密和马佳年还认为“儿慈会放款快”。  2011年10月11日,儿慈会签署“星光‘窝梦’基金协议书”显示,与其签协议的只有宁密个人,“儿童星光基金”变身“星光专项基金”,宁密身份也由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执行主任变成了“早产儿联盟现任领导人”。  事实上,“转会”也偏离这个基金设立的初衷。福基金将此前募集到的140万余元转给儿慈会时,曾在捐赠协议中明确,这笔善款继续用于脑瘫儿童和孤残儿童救助等工作。但在宁密与儿慈会所签协议中,基金宗旨变成了“开展有关早产儿疾病救治和贫困、残疾等青少年弱势群体的医疗和相关知识普及和救助活动”,脑瘫患儿未专门提及,基金用途也被放大到救助打工子弟幼儿园等项目。  姜莹称,儿慈会与宁密签署的协议,内容系宁密自行填写。  儿慈会官网显示,“星光专项基金”管委会成员共有5人:主任宁密,副主任姜莹、安沂华、杨大伟,执行主任马佳年。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个副主任身份”,看到记者拿到的“星光专项基金”立项决定公告,安沂华非常吃惊。  同为管委会副主任的姜莹说,她既不认识安沂华,也不知道杨大伟,“没有接触过,也没见过面。”  “如果成员之间不见面不接触,怎么决定基金的使用?”北师大珠海分校兼职教授、基金管理专家程刚表示,管委会成员有权知道基金运作情况,如发现问题可向隶属基金会举报。  “星光专项基金”成立后,马佳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善款均随时接受捐款人审查,明细也将同时在福基会、关工委“早产儿互助工程”官方网站公布。  同时“星光专项基金”协议规定:基金每周查账一次,在双方网站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和审计部门的审计。  但事实上,星光专项基金自始至终未公开过详细账本。  2014年2月25日,儿慈会下发的《关于终止星光‘窝梦’基金协议的决定》显示,2013年6月,儿慈会发现“星光专项基金”资金告罄,遂决定终止该基金协议。  在这份终止决定中,儿慈会罗列了“星光‘窝梦’基金”工作缺乏规划、拖欠借款、员工管理不善、不提交工作报告、拖欠基金会费用等七个问题。  宁密、马佳年签字确认了这份决定。  然而,项目早已终止,作为星光专项基金原始发起人之一的安沂华一无所知。  他的记忆还停留在2012年5月,马佳年最后一次从武警总医院拿走了30份脑瘫患儿申请材料,此后再无音讯。  “我们去问,马佳年给的回复是没有人捐款,基金需要‘保底’,给不了。”王晓东说。而基金所有资金告罄是在2013年6月。  也就是说,2012年5月31日武警总医院第三次申请救治款时,基金的账上是有钱的,但没有人给他们放款。  “基金会对这个基金的监管确实存在问题。”姜莹在接受采访时坦承,他们的监管失效了。  管理的混乱和监管的失效,最终带给“星光专项基金”的是夭亡。  儿慈会官网公示,“星光专项基金”募集总额221万余元,其中包括价值67万余元的物资。支出款物总额226万余元。  公示并未注明基金结束时间、款项来源及具体用途。  根据协议,儿慈会和“星光专项基金”按照募款总额的10%收取管理经费,其中5%由儿慈会用作管理经费,5%作为星光基金管理经费。  但儿慈会提供的一份粗略账单显示,基金仅救助了13名包括脑瘫患儿在内的贫病儿童,耗资59万元、19项宣传倡导活动费用共计8万余元,剩余的近86万元被用于管理费、行政支出以及人员支出。  由此推算,星光基金的运行成本超过所募现款总额一半。“今后谁还有信心做公益呢?”8月28日,一名曾为该基金捐款55万元的企业家表示不满。  “我们最初都以为(星光专项)基金会朝好的方向发展,马佳年每次来报账也都是两三千这样小额度的,年底统计才发现已经超了。”姜莹介绍说,在放款不超过3万的情况下,星光专项基金的放款流程是,基金项目人员、副主任、主任签字后到基金会财务签字即可放款。  “只要不是大额的,宁密签了字,拿到我们财务就能取走钱。”姜莹说,儿慈会在对“星光专项基金”支出的监管,仅限于马佳年来报账时提供的账户是对公账户而非私人账户,至于钱打给谁,项目究竟是否真实,儿慈会并未去核实。  “没有从基金里面拿过一分钱,甚至没有报销过一分钱油钱。”8月11日,宁密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只负责为发放善款签字,很少拒绝签字,具体的资金使用情况,宁密称只有马佳年清楚。  “现在确实是在脑瘫方面用得不多”,宁密承认,捐款人没有明确说善款要用于脑瘫儿童,所以只要用于公益活动就没有问题。  “我只是个做事的,钱怎么花,我不负责。”7月28日,记者向“星光专项基金”执行主任马佳年求证善款用途、资金管理方式等问题,她均以此作答。  资深公益人士、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才让多吉认为,星光专项基金管理费远远超过协议规定的10%,只能说明儿慈会对基金财务管理内控失败。此类情况可向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执法大队进行举报。若情况属实,可对基金进行警告、甚至撤销基金会的处分。  更多的漏洞被暴露出来。  记者调查发现,早在“星光专项基金”设立之前,宁密和马佳年以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的名义在福基会已设立过“早产儿救助基金”,2011年又以同样的名义设立了“星光专项基金”。  “我们怀疑马佳年把这两个基金的钱串着用。”福基会某负责人表示,“早产儿救助基金”与“星光专项基金”用途有重叠部分。  “宁密在这里没有任何职务”,今年8月,关工委教育中心主任黄浦透露,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早在2010年3月31日已经取消,教育中心是在2014年5月15日重新登记注册的。  “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不是法人机构,原则上是不能和我们签协议的,但当时福基会刚成立不久,被钻了空子”,福基会项目部副主任刘芳说。  “宁密自称是关工委的,我们也没有去怀疑”,儿慈会秘书长王林说,他至今保留着宁密和马佳年递给他的带有“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字样的名片。  马佳年在多个公开场合自称“早产儿联盟”创始人,该组织为“国际范围内最大的早产儿组织”。记者在中国社会组织网查询发现,早产儿联盟并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根据《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规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属于非法民间组织。  多名曾跟随马佳年做公益的志愿者称,此前,马佳年募资两亿元建早产儿医院等多个项目计划均告失败,大概从2012年起,她已基本不做实际的救助工作,只是在做宣传和办活动。  记者多次请求与马佳年见面,均被其推辞,对于管理混乱、账目收支、运行成本高昂等一系列问题,马佳年称自己不知道,“我只是做事的,你还不明白吗?”  8月10日,在福基会办公室,记者再次向马佳年求证上述问题,对方拒绝给予详细回答。“不要再骚扰我”,最终,在交谈不到10分钟后,马佳年起身离席。  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表示,目前在国内,基金管理属于灰色地带,并没有明确的管理办法。政府的管理只能触及到基金会这一层面,不会对每个基金作出要求。基金是基金会的一部分,只能参照基金会的管理办法。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理事会决策不当,致使基金会遭受财产损失的,参与决策的理事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私分、侵占、挪用基金会财产的,应当退还非法占用的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另据了解,2013年前后,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从捐赠收支等5个方面对16家基金会的244个专项基金进行了监测,结果显示,只有18%的专项基金通过基金会或自建网站公开了相关信息。  “必须得有个说法!”安沂华表示,他已准备联系律师,前往儿慈会“查账”。  A06版-A07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肖鹏 李禹潼 摄影 新京报记者 卢淑婵编辑:

新京报快讯 (记者赵毅波)因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宝钢集团副总经理赵昆被撤职处分。  宝钢官网8月3日发布消息,鉴于赵昆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经国务院国资委党委批准,决定给予赵昆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责令退赔相关违纪费用;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决定给予赵昆撤职处分,撤销其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降低一个职务层次另行确定职务。  今年初,中央第十三巡视组对宝钢集团展开巡视。巡视开始后不久,宝钢集团副总经理崔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巡视组在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有干部群众反映,宝钢集团管党治党不严,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靠钢吃钢”,利益输送问题严重;部分项目违规决策,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影响恶劣;选人用人违反纪律规定。

分类:旅游

时间:2016-01-01 14:11:42